【歷史學家寫給所有人的中國史】
本書特色：
1.跳脫中國本位，從世界史的脈絡重新解讀中國史。
2.從環境、氣候、社會變遷等不同的角度來理解中國歷史的發展。
3.透過簡明扼要的筆法，搭配豐富的圖表來展現中國歷史的轉捩點。
關鍵的時代＊重要的轉折＊未來的展望
掌握中國精要的最佳入門書
獻給想要了解中國，卻又不想背誦一堆年代人名的你
全球化浪潮並非始於今日，從古到今的環境變遷、氣候暖化和貿易往來，推動了中國能源革命、貨幣經濟等重大轉捩點，本書將引領你從世界觀的角度，洞悉中國如何發展成今日的面貌，而我們又該如何面對這強勢崛起的國家！
‧農耕和遊牧民族的衝突如何造就黃河文明？
‧小冰河期如何導致五胡十六國的分裂？
‧氣候暖化如何成為唐宋經濟變革的契機？
‧全球貿易如何帶動明代民間社會的蓬勃發展？
‧英國茶葉需求如何挽救清朝的通貨危機？
面對中國的強勢崛起，「中國」已經成為了生活在臺灣的我們，以及東亞地區的鄰居們不可避免的課題。但是，究竟從什麼角度才能正確掌握中國的本質？關於這點，我們必須回到歷史的脈絡，才能了解當代中國是如何形成的。
身處在全球化的時代，橫跨不同國家、地區之間的交流已經稀鬆平常，諸如氣候變遷、全球暖化更是全世界共同商討的議題。在歷史學的領域，「全球史」也躍升為現今反省過去歷史的主流，認為需要跳脫國別史的局限，從跨國、跨境等更廣闊的視野，重新思考歷史的發展與走向。
同樣地，中國自古以來並非一個封閉、獨立發展的實體，不僅與周遭東亞地區關係密切，也通過遼闊的歐亞大陸和廣袤的海洋，與世界各地互通有無。更有甚者，全球範圍的環境與氣候變遷，也深深影響中國歷史的走向。
本書作者岡本隆司教授主張透過世界的角度，剖析橫跨歐亞大陸的民族遷徙、涵蓋全球的氣溫變化與商業貿易等因素，如何深深影響中國歷史的轉捩點。同時，也拋開繁瑣的史料考證，透過簡明扼要的文字，搭配數十張豐富多樣的圖表，直指歷史的核心脈絡，讓你快速掌握最真實的中國史！
【歷史學家寫給所有人的絲路史】
世界權威顛覆史觀完整濃縮
中亞歷史學者森安孝夫 集數十年學術大成之作
不了解中央歐亞絲路的歷史，就無法擺脫西方中心的窠臼！
火藥革命以前，「馬」主宰了歷史發展的走向
策馬奔馳的遊牧民，建立縱橫歐亞大陸的絲路網絡
協調游牧與農耕世界的資源，打造商業、宗教、文化交流的盛世
拋棄西方中心史觀，才能勾勒最完整真實的全新世界史
過去，歐亞大陸的騎馬遊牧民掌握了歷史的關鍵，利用自身的機動力，建立星羅棋布的絲路交通網絡，搭起連繫中國、印度、西亞、歐洲等文明的橋梁，打造協調各地資源的遊牧國家，最終促成前近代世界的形成。不只政治、軍事力的通行，粟特和回鶻商人，以及佛教、摩尼教、瑣羅亞斯德教等諸多人群，也將商業、文化、宗教傳播到絲路的每一個角落。
本書作者森安孝夫教授憑藉著深厚的歷史學與語言學造詣，帶我們了解帶著我們深入了解這群騎馬民族，如何建立起橫跨大陸的「前近代世界體系」？古回鶻文的書信，如何揭開日常商隊貿易的真相？震驚國際的日本摩尼教畫像，如何解開絲路宗教文化交流的謎團？讓我們一起探索這段馬背上的世界史。
【歷史學家寫給所有人的日本史】
獨特視角 × 跨國史觀 × 國族認同
──《歷史學家寫給所有人的中國史》姊妹作──
跳脫日本本位史觀，從亞洲脈絡重新認識日本的入門經典
▍為何說日本史始於中國？
▍為何明治維新背後，其實有東亞的影子？
▍為何今日的日本，仍在尋找自己的位置？
我們所熟知的「日本史」，真的是歷史的全貌嗎？
「日本」從什麼時候開始是「日本」？天皇制度如何建立？
武士又是怎麼變成政權主體？明治維新的真實面貌是什麼？
本書不是傳統的日本通史，而是由專業歷史學者以問題導向的方式，帶領讀者用新的眼光重新認識日本。從中國文化圈的深遠影響，到近現代在世界秩序中的定位，作者跳脫單一民族敘事，以跨國史觀與亞洲視角，釐清那些被簡化、被選擇、甚至被神話的歷史片段。
日本歷史從來不是孤立發展，而是一段從模仿中國、抵抗亞洲，到重新定位自身角色的歷史旅程。本書不僅回溯中國對日本制度與思想的深遠影響，更深入探討日本如何在歷史轉折中，逐步建構出自身的政治架構與國族意識。
你將讀到：
・從「倭國」走向「日本」的名稱政治
・從遣唐使到鎖國的外交變奏
・從文化模仿到帝國擴張的政體轉變
・從亞洲學徒蛻變為殖民霸權的歷史選擇
──而這一切，都與中國、朝鮮、琉球的歷史密不可分。
全書圍繞六大主題：歷史與歷史學的差異、「日本」概念的形成、天皇制度的起源、武士政權的建立、近代化的矛盾，以及帝國崩潰後的身分焦慮。透過深入淺出的文字，作者不僅解構歷史如何被建構，更引導讀者反思歷史如何影響我們對國族、身分與世界的理解。
透過八大章節，作者引導讀者從漢字文明的邊陲，走向帝國擴張與身分認同崩解的近代日本。
‧早期日本如何全盤仿效中國制度？
‧何以明治維新後反成亞洲霸主？
‧為何日本至今仍難以擺脫「中與西」的雙重歷史糾纏？
想要真正理解今日的日本，你需要重新閱讀這段被忽略的亞洲史。
這不只是日本人該讀的歷史，更是讓我們看清亞洲、理解當代世界的必讀之書。
【本書特色】
★從模仿到對抗：深描日本如何從「中國中心秩序」的邊陲，轉化為「脫亞入歐」的推動者。
→ 唐朝的影響有多深？日本又是如何一步步「去中國化」？
★政治X思想X制度的三重辯證：從律令、國風文化到明治憲政與殖民治理，讀懂權力與思想如何交織演變。
→ 不只是歷史事件，更是制度選擇與思想變革的紀錄。
★跳脫「本國史」書寫框架：以亞洲視角與國際關係為軸，重構日本的歷史定位與對外姿態。
→ 不再只看日本內部，而是讓中國、朝鮮與世界都走進日本史的敘述現場。
【歷史學家寫給所有人的中國史】
第一章 從黃河文明到「中華」誕生
乾燥地區與濕潤地區，將人類的生活截然二分
不管想要學習哪個國家或區域的歷史，首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了解舞台設定，亦即所謂的大前提。
人類生活的基礎，不外乎食、衣、住三者。換句話說，促使此三者成立的自然條件與生態環境，就是生活的舞台。舞台設定一旦不同，食、衣、住以及生活方式也會出現巨大的差異。
聽起來十分理所當然，我們人類稀鬆平常地生活在其中，自然也非常了解這種運作方式。不過，可能就是太熟悉了，反而不容易放在心上。如果不把上述前提放進腦子裡，就難以利用自身經驗去想像、洞察、理解歷史上各種變化和事件，也會因此少了閱讀歷史的醍醐味吧。
然而，目前為止所講述的「世界史」中，這個大前提卻意外地常常被忽視掉。無論是戲劇或是故事，大多都已經設定好一個舞台和場景。一般來說，觀眾和讀者也不甚在意，而歷史論述的情況，也時常落入相同的窠臼。
西方的世界史觀一向認為，只要同屬人類，不分地域，一定都以相同的模式思考和行動，也可以推論出相同的歷史經過。若是局限在西方相關的主題，這套邏輯或許行得通。但是，研究世界整體的世界史，卻不能作如是觀。這個觀念從過去持續至今，特別在全球史變成一種口號的今天，更難全面性地進行重新梳理。
為了導正這種毫無自覺的盲點，筆者決定在本書的一開始，就替中國史設定一個獨特的舞台。
連同中國在內的歐亞大陸，是地球上面積最大的大陸。由於面積遼闊，海岸線也顯得相對較短。換句話說，沒有傍臨海岸、和水源無緣的陸地非常廣大。
無庸贅言，距離海岸線較近的地方，自然濕氣較多，形成濕潤氣候。相反地，離水較遠的內陸地區則是乾燥氣候。這是以非常簡單的氣候和區域作為區分的大前提。按前所述，環境不同，居住在土地上的人們，其生活方式也跟著有所歧異。
從居住地一窺農耕與遊牧的差異
隨時能取得水源的濕潤地區，比較容易控制植物的栽培。隨著農耕技術發明之後，定居生活也成為一種可能的選項。對人類的生存而言，濕潤地區是極為有利的環境。
乾燥地區作為對照組，由於幾乎沒有水源，對任何生物而言，都是嚴酷的生存環境。典型的代表地形即為沙漠，到了那種地步，幾乎就是文字所形容的「不毛之地」。但再怎麼乾燥，也非全然屬於沙漠地形，還是有些區域會出現植被，這便是所謂的草原型氣候（草原地區）。
再說明的更具體一點吧。位處草原型氣候的草原地帶橫跨東西，大約分布在北緯四十五度到五十度之間。東起大興安嶺東麓，經蒙古高原、中亞的準噶爾盆地、哈薩克草原，西抵南俄草原至東歐的匈牙利大平原，幅員相當遼闊。草本植物在這個地帶生長的十分茂密，形成適宜畜牧的自然環境。
由於動物也能在這個地方生存，對人類來說，就有可能將這些動物當作家畜，採行畜牧方式生活。有了動物產出的乳製品和肉類，也能賴以為生。
不過，絕大多數乾燥地區的草原，只會生長在特定的季節和區域。在資源條件匱乏的情形下，如果想繼續從事畜牧，就必須在不同的草原之間重複移動，過著不安定的生活。「遊牧」一詞，就是形容這種型態；而「遊」的意思，便是指不在同一個地方停留。在這裡，人類的生存條件非常嚴苛。
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的差異，在服裝上也是一目了然。不只外型不同，材質本就相差甚多。農耕民族的服飾多以植物纖維製成，而遊牧民族的服飾則使用動物的皮革。
當然兩者之間的差異不僅限在衣食方面，風俗習慣也天差地遠。
舉例來說，遊牧民族不敬長者，而以年輕人為尊，沒有所謂的敬老精神。另外，父兄死後，其妻也由其子弟再娶，跟「搶婚」沒有什麼差別。對世代身為農耕民族的日本人而言，遊牧民族的風俗相當難以理解。
【歷史學家寫給所有人的絲路史】
第三章 絲路的世界體系論
一 前近代的世界體系
多個世界體系
二〇一九年八月，媒體大幅報導了美國歷史學家華勒斯坦的死訊。這位學者提出的「近代世界體系論」對近代史研究帶來了強烈的衝擊。
根據他的論點，西歐創造出人為性的分業體制（尤其是日用品生產的分業體制）資本主義，並擴大成全球規模，因而讓十六世紀以後的近代世界化分為核心、半邊陲、邊陲三區塊，三者之間產生了支配與被支配的不均衡關係。而現在許多學者指出，在近代以前也存在著好幾個藉由分業體制，來統合國家、區域的世界體制。另外，學界也對該世界體制的開端，到底源自蒙古帝國時代，還是阿拔斯王朝而爭議不已。
其中，我注意到的是妹尾達彥提出的「前近代三個世界體系」（妹尾，二〇一八）。依據他的說法，歐亞大陸分成東部、中央、西部三塊，三地的北方設定為遊牧地區，南方為農業地區，顯示出西元前一千年紀東部有匈奴和秦漢，中央有塞迦與波斯，西部則是斯基泰與希臘羅馬的南北對峙、共存的結構。用另一種表現方式，就是「夷狄×中華」「圖蘭×伊朗」「野蠻人×希臘人」的南北對立。
這裡我想指明一點，畜牧雖然是從南方農耕地帶展開的，然而當北方出現遊牧世界時，農耕世界就產生了所謂「文明與野蠻」的歧視。秦漢的秦帝國、波斯、希臘羅馬原本都是從北方興起，然而當他們進入農業地區，完成了國家的形態，就自詡為文明人，而將北方人視為野蠻人。不論印度、波斯、希臘和羅馬，都是出自北方的印歐語系，但卻歧視出身地的同族。隨著時代進展，在東部，有鮮卑出身的北魏歧視柔然，而屬於北魏以降拓跋國家系譜的隋唐，則視突厥為蠻族。近代西歐的主人翁日爾曼人，曾經也被羅馬人視為蠻族。
而歐亞東部的「夷狄×中華」中，更能歷時性地（diachronique）讓我們了解這種南北對立的樣貌。這是因為我們不僅能從漢文史料中，配合同時期中華事態，側面觀察到從匈奴開始，到鮮卑、柔然、突厥、回鶻、契丹、蒙古一連串夷狄方面的狀況，加上自突厥之後，夷狄用自己語言所書寫的文獻也都完整保留下來的關係。以下的敘述便以「夷狄×中華」為中心。
遊牧經濟的脆弱性
遊牧國家依賴畜牧為生，因而面對自然環境的脆弱性十分顯著，經濟極為不穩定。農耕國家的經濟基礎是穀物，但遊牧國家不同，家畜不利保存，所以潛在隨時都有可能陷入家畜不足的危機。尤其是夏季乾旱、野火，冬季冰雪、寒流造成饑荒，而導致野草不足的話，家畜就會以數萬到數百萬頭的規模大量死亡，人民也因而減少。
在這種狀況下，只能遷移、攻擊其他地區的遊牧部落，或者侵略南方農耕地區，一併搶奪家畜和人丁資源。獲得的人丁資源當然便受到奴隸般的待遇，如果是遊牧民，便可以直接利用，而如果是農民或工匠，就讓他們在各別的領域工作。遊牧國家也零星擁有少許農耕地，遊牧民無法從事這類勞動。
即使不是在上述的危機時刻，光靠草原遊牧世界產出的資源，也無法維持國家運作，從遊牧國家的支配結構來說，必須經常性從農耕世界吸收財物。
遊牧國家的形成與特徵
如前章所述，騎馬遊牧民集團具有卓越的機動力，當大型勢力從部落間的爭戰中崛起時，就成為史上第一個遊牧國家，人類的歷史從此跨入新階段。話雖如此，光靠遊牧無法自給自足，而且遊牧民並非遠離農耕地區孤立生活。從未有例子顯示在草原地帶孤立、獨立生活，還能夠自然生成國家。遊牧國家永遠是在與農耕世界鄰接的邊境附近形成。
匈奴的領袖稱為「單于」，鮮卑之後稱為「可汗」，遊牧社會中，領袖的使命是帶兵作戰、分配戰利品，和平時期指揮圍獵兼軍事演習的任務，此外還有重新分配從臣屬部落的貢稅、貿易中得到的資源。遊牧民眼中的理想領袖，是具有高度戰略、危機管理能力，同時公平分配資源的人。因為掠奪戰是集體戰，掠奪品的重新分配是由領袖裁量決定的。
農耕國家為擴張領土而發動的戰爭，對統治者雖然有利，但對一般百姓來說只是消耗。然而，在中央歐亞的遊牧國家中，戰爭不只對統治者有利，對一般民眾也是生產活動，而不是消耗。生產力低的遊牧部落結盟建立遊牧國家，是為了集結到南方掠奪時的組織，總之，就是為了活下去。
只是，我想先提醒大家注意，中央歐亞的騎馬遊牧民集團絕不是在文化落後的野蠻人。我們很難洗掉從中華主義或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將遊牧國家貼上重視「掠奪」的惡質國家標籤，但是這種評價過於片面，正如世界一流的東洋學者岡田英弘一再強調，在歷史中不可作善惡的道德評斷。
再看看其他地區和時代的例子，古印度的剎帝利謀求生計最適當的方法，就是靠著戰鬥掠奪他人的財富，連結婚也可以搶親結婚。另外，在前近代的海上貿易中，世界各地也不乏貿易船搖身變成海盜船，正當生意與海盜行為相輔相成的例子。漢人、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殘暴行徑，比他們稱之為夷狄、野蠻人的遊牧民更加野蠻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
回到正題，遊牧國家的特徵有十進位的軍民組織，與中央、左右翼分統體制等。位於頂峰的是王族和保護他們的心腹、親衛隊。遊牧部族發展為部族國家、部族聯盟國家，進而最後成為中央歐亞型國家的過程中，擔當重要任務的是單于和可汗的心腹集團，這些人都抱著堅定的決心，連生命都能獻給超越血緣關係的主君（在蒙古稱為伴當），以及這些心腹指揮的親衛隊（在蒙古稱為怯薛）。
伴當的原義是「夥伴」，但在歷史學名詞則是「誓死守護主君的心腹戰鬥集團」，同時具備菁英與奴隸（軍事奴隸）雙重特性。這種心腹、親衛隊的形式，包含怯薛，不只出現在中央歐亞，日爾曼各族（從士團［comitatus］）和穆斯林各國（馬穆魯克、古拉姆［Ghilman］），甚至普及到倭國（伴、人制）。談及與證明整個歐亞大陸的普遍性太過專深，所以這裡省略（參照森安，二〇一二；Beckwith，二〇一七；丸橋，二〇一八）。而財物的贈與系統支持了這類心腹、親衛隊的堅固人際關係。
最初的小組織是在與其他部落的掠奪戰爭階段中產生，那時候只要分配戰利品便能滿足。但是發展到遊牧國家的階段，只要戰利品已經不夠了，必須建立起恆常自外部吸收財物、資源，再重新分配的體制。也就是說，這種重新分配體系的建立與遊牧國家的形成是表裡一體，掠奪戰爭、征服戰爭的持續已成為遊牧國家的宿命。
遊牧國家並不是只靠騎馬遊牧民就能成立。掌握政治與軍事的騎馬遊牧民為核心，但不只是商業、手工業，連從事農業的定居人民都納入直接和間接的支配下，是個複合性的國家。尤其國際商業，也就是經由絲路的貿易，是發展與維持一個國家最不可缺少的要件。在國境地帶與農耕民交易，也是遊牧民維持日常生活必要的行動。不論是大規模的國際商業，還是中小規模、國境附近的交易，若是不能通行無阻，就得訴諸掠奪這種非常手段。
但是，過去歐美學者經常使用的「交易或掠奪」理論並不完全對。我們必須注意到一點，那就是兩者的對象不同。和平時期的交易目標是奢侈品、手工業品（武器或生活用具等）、農產品（穀物、酒、麴等），但是靠戰爭掠奪來的，主要是家畜和人。家畜是和平時期遊牧國家出口到農耕國家的交易品，但是戰時卻反倒成為向農耕國家掠奪的對象。遊牧民從農耕地帶奪取家畜，是為了補充因自然災害、瘟疫，或與其他部落戰鬥失去的家畜，又或是解決因人口增加而導致的家畜不足等，是遊牧經濟中再生產活動的恆常化。
對遊牧民而言，掠奪是關乎生存策略的最後手段，如果按農耕都市文明的道德規範，簡單將之歸入「惡」的一方，歷史就無法理解了。如果主張為「惡」的話，那麼在日本戰國時代，搬演「盜國物語」的武田信玄、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等武將不全都是大惡人了嗎。這麼一來，日本史便無法成立，希望大家想想前面岡田英弘的話。
絹馬交易
「絹馬交易」這個歷史名詞，也是由是第一章介紹的「三風土帶說」提倡者松田壽男提出的。他認為農耕中國與北方—西方的遊牧國家，並非永遠都在對立、戰爭，不如說維持和平的交易關係才是常態。而兩者的特產馬與絹，正可以代表這種狀態，因而如此命名。
關於這種交易關係，中華方面的漢文史料，全都調整成周邊國家自發性的「朝貢」，但是實際上擁有騎馬軍團的遊牧國家居於優勢，將馬等家畜或畜產品出口，再從中國進口以絲綢為首，穀物、文具、生活用具等無法自給的產物來進行貿易。即使中國一方極度不利，然而一旦拒絕交易，恐將被遊牧勢力侵略，而且中國需要馬匹，是最重要的軍需品，所以自古以來從西漢、東漢對匈奴開始，東漢、曹魏、西晉對鮮卑，北周、北齊、隋唐對突厥，唐對回鶻汗國，到宋對遼、西夏等，往來貿易長達上千年之久。當然，當遊牧國家不提供馬匹的時候，中國方面便會片面獻上「歲幣」，這是因為他們判斷即使如此，也少於遭受侵略所蒙受的損失。
馬擁有可與現代陸軍的戰車、空軍的戰鬥機匹敵的戰力，乃軍備的要害，所以中國方面永遠有著很高的需求量，於是送出大量的絲織品作為回饋。絹馬交易最盛的時期是在突厥與回鶻汗國統治時代（六到九世紀），當時的絲路貿易包含絹馬交易在內，最有成就的操盤手是粟特商人。粟特商人的身影在此之前就已出現，之後崛起粟特系回鶻商人，可以稱之為他們的後繼者（後述）。
松田壽男也提醒，在國境附近有半官半民的交易「互市、關市、交市、合市」，與應稱為官方貿易的絹馬交易並行。由於史料不足，難以了解其實態。話雖如此，除了中國方獲得地方官吏或國家認可的民間商人，和遊牧方的粟特商人這類外來商人之外，一定也有王公貴族或部落族長等的代理人以個人身分參與，用家畜、乳製品、羊毛製品和北方特產的高級毛皮、香料，交換中國的農產物或手工藝品。
在絹馬交易上，年年以馬換來的大量絲綢織品（馬價絹）都堆積在蒙古高原—天山山脈地方，主要都是經由粟特商人作為輕而高價的商品或貨幣，越過中亞，搬運到西亞、東羅馬帝國。而遊牧國家得到的回饋則是金銀器、玻璃製品、玉、琥珀、珍珠、珊瑚和其他寶石類，以及各式各樣的香料藥品類等奢侈品。匈奴、突厥、回鶻等草原世界的王公貴族有多喜愛金銀器呢，從正史中的匈奴列傳、突厥列傳、回鶻列傳等漢文紀錄，以及用希臘文留下來，從東羅馬來到突厥的使者報告，還有蒙古、南西伯利亞、天山山中等出土的實物，再再述說了這一點。
還有一點我們不能忘記，就是會走路的高價商品—奴隸。從北朝到隋唐時代，中國接納了許多來自西域的藝人、音樂家、藝術家、工藝師傅、醫師等，在文化交流上異彩紛呈。他們當中許多人是被高價買下的奴隸，或是高價雇用的特殊技藝者。草原的遊牧民世界也過著可與北朝、隋唐媲美的豪華生活。在鋪著地毯、以昂貴錦繡包覆的華美帳篷，穿著奢華的王公貴族和妻妾們用金銀杯或玻璃工藝品喝著葡萄美酒，欣賞著西域傳來的歌舞音樂和雜技團吧。
前近代世界體系論的提倡
如果極粗略來解釋華勒斯坦的近代世界體系論，西歐勢力是靠著掠奪南北美洲、非洲的資源和財富發展起來的，而他們的靠山就是火槍、大砲堆砌的軍事力。
即然如此，我們也可以模仿華勒斯坦，將歐亞大陸北半邊的遊牧勢力依靠騎馬軍團的戰力，搶奪南半邊來維持和發展國家的現象，命名為為「前近代世界體系」吧。更精確一點的說是「前近代歐亞世界體系」。不過，從第一章第一節中敘述的本書立場，不用歐亞兩個字，光是「前近代世界體系」就夠完整了。另外，這個論點我已在二〇一一年有別於妹尾，獨自公開提出過（二〇一一a）。
騎馬遊牧民出現之後，前近代歐亞大陸史的趨勢，是北方遊牧國家與南方農耕國家的對立與協調。中央歐亞的遊牧國家資源、財富少，無法獨立維持穩定的國家組織，因此恆常地向南方農耕定居地區吸收財富，建構重新分配的體系。
根本上，所謂國家就是把掠奪合理化的手段，而遊牧國家掠奪，農耕或定居國家不掠奪的說法，是不正確的。支配者與納稅者（被支配者）在同一領域內的國家，支配者為了經營國家，不論進行如何殘酷的掠奪（剝削），後世的人或研究者也不會稱呼為「掠奪」。但是不論是農耕國家還是遊牧國家，都是從廣大國民手上奪取，即使是強制收受稅役這一點，其強制力都同樣來自於軍事力或合法暴力組織（如軍隊、警察等）。
遊牧生活無法自給自足，北方遊牧民經常被認為生活貧苦，但是遊牧民有肉和乳製品。事實上，南方農耕文化圈的一般農民賦稅沉重、營養狀態也不佳。話雖如此，北方草原的遊牧世界，恆常地缺乏獨立運作國家所需的資源、財富，因此不得不向南方富裕的農耕定居世界尋求，而馬的存在與騎馬軍團提供的卓越戰力，讓掠奪行動得以成功。
遊牧民具體實行的奪取方法主要有三種，如果把焦點放在「夷狄×中華」的歐亞東部，就可看到第一是中國奉獻的「歲幣（貢品）」，第二是向塔里木盆地及其他綠洲都市國家「徵稅（關稅）」，第三是直接的「交易」。這裡並未包含「掠奪」，但是歲幣或徵稅都是無形而間接的掠奪，不只是歲幣、徵稅，若是交易受阻，也很可能發展成直接掠奪或侵略戰爭。不過那是非常時期，常態上還是「絹馬交易」或「互市、關市、交市、合市」等術語所代表的交易。
《周書．突厥列傳》中有個著名的段落，突厥第一汗國的第四代他鉢可汗提到在北中國分立的北周與北齊，豪邁地說：「但使我在南兩箇兒孝順，何憂無物邪。」（若南方二子［北周與北齊〕孝順，我何須擔憂物資欠缺？）不過，這故事並不只是表現可汗的傲慢，依我所見，應可解讀為體現前近代世界體制的代表性文字。
到頭來，我所提倡的「前近代世界體系」指的是北方遊牧國家用侵攻和掠奪的方式，並建構起一套與侵略表裡一體的「歲幣」「徵稅」「交易」多條路線，從南方農耕國家獲得不足的資源與財富，將由此吸取的資源和財物，在國內重新分配來運作國家的體制。而到了十世紀以後遼國與高昌回鶻等中央歐亞型國家的階段時，除了上述的三種掠奪之外，又加入「直接支配農耕地帶」與「引進文書行政」。
如果將前面「絹馬交易」中的描述加以鋪陳，累積在漠北遊牧國家的大量絲織品，再加上自費生產的馬匹等高級商品，經由粟特商人等之手，從東西突厥斯坦運送到西亞、東羅馬，而遊牧國家也得到西方產的高級商品作為回饋最後，為了經營國家而將這些商品重新分配。因此前近代世界體系與作為奢侈品交流管道的絲路便是互為一體，也因此將絲路這個學術名詞一直使用到近代，是不適當的（參照本書第四五頁）。
【歷史學家寫給所有人的日本史】
從東洋史重新檢視日本史
全球化與「加拉巴哥化」
近年來，「全球化」、「全球主義」這類詞彙幾乎每天都在耳邊出現。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任何國家都必須與全世界接軌、交流與合作。即使有些國家想要奉行孤立主義或是鎖國政策，終究也無法如願。而這種情況，並不只發生在我們日本。
然而，若要問實際上日本的全球化程度有多高，恐怕答案會讓人陷入不安。儘管日本政府口號喊得震天價響，實際上仍有許多方面落後於全球，至今仍未擺脫「加拉巴哥化」的刻板印象。
以上純屬個人觀點，不一定能反映日本的整體情況，不過，對於我最熟悉的學術界，在全球化方面的相關情況，或許我還能進一步提出較為具體且明確的說明。
第一點要提出的是，目前日本學術界的發展方向可說與全球化背道而馳，這點讓人感到憂心。由於學術研究重視獨創性，當然需要所謂的「加拉巴哥化」，也就是讓自己得以「自主演化」的意思。然而，在進入奉全球化主義為圭臬的時代之後，卻讓人不禁懷疑，原本應該發揮原創性的研究者是否已被全球化的浪潮吞噬，導致其研究與相關知識素養也變得平庸與同質化。簡單來說，雖然每個人的描述方式或使用的語言可能不同，但說的卻是差不多的話，甚至根本是相同層次的內容。這種學問一點都不有趣，而且這種換湯不換藥，把大家都已知的事情換個說法來講，根本就不算是學術研究。
若問全球化是否能讓人們擁有更開闊的視野，或是讓研究水準提升至世界的標準，答案當然不是。我發現許多研究領域正逐漸被世界所淘汰，而這就是負面的「加拉巴哥化」。而在這個全球化時代，或許變質最嚴重的學術領域，就是人文學科。
日本史的研究又如何？
日本史學恐怕也不例外。在爬梳一國歷史時，當然得了解其內部精細的史實，但光是這樣還不夠充分。必須進一步掌握該國與世界關係的變化，或是其對世界造成了哪些影響，這些面向的重要性絲毫不遜於對該國歷史本身的探究。
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內部與外部不是彼此分離的。要想徹底了解內部，便不能忽略與外部的關聯；而若不了解內部，就不可能真正掌握與外部的連結。國家也是一樣，只有同時了解內部與外部，才能知道國家的來龍去脈，以才能真正理解其發展脈絡及當前在國際社會中的定位。
但我發現，現行的日本史研究往往不是如此，總給人一種「以管窺天」的感覺，只將焦點集中在日本這個國家的內部，然後沿著歷史脈絡依序列出「曾經發生過哪些事情」而已。
筆者總覺得，這很像是在讀「履歷表」。任何人之所以能夠在這個世界出生，一定有父母親，也一定有祖先；而他會在學校學習，進入社會後從事某些工作，而在這段過程中，應該都會經歷過各種人際相遇、啟發與轉折。然而「履歷表」上完全不會記載這些內容，只會依序列出「畢業」或「任職」等人生大事，感覺就像這個人順理成章地一步步成長起來。至於履歷表的格式、撰寫方法、題材與內容也幾乎大同小異，趨於平庸，看不到「加拉巴哥化」的獨創性。
市面上的日本史也有同樣的問題，日本這個國家彷彿自古以來就理所當然地存在，各種事件也幾乎都只在國內發生與結束。若以這種方式書寫日本史，誰來寫都差不多，也的確比較容易順應當今全球化的潮流。
話雖如此，要研究日本史當然不能只把焦點放在日本。比方說，在「遣唐使」的歷史之中，就不得不提及中國的唐朝；在探討「元寇」的歷史時，就一定會涉及蒙古這個外國。然而，主題與主語終究還是日本，這些外國通常只被視為跑龍套的配角，很少有人深入外國本身的歷史脈絡，進而重新審視日本的歷史。
如果稍微轉換視角，的確可能從不同的角度來論述「遣唐使」或「元寇」的歷史，但我完全看不到有人真正關注這一點，這正是所謂「加拉巴哥化」的體現。
從本國史進入世界史
話說回來，日本人對「日本」這個國家或是歷史感到興趣，其實也不是什麼太久遠的事情。
若問最古老的史書是哪一本，根據日本東洋史學先驅內藤湖南的說法，應該是鎌倉時代初期的《愚管抄》或南北朝時代的《神皇正統記》。再往前推算的話，應該是《日本書紀》或六國史這類官方史書，但這類史書的刊行動機或關注重點並不相同，因此不包含在這裡討論的範圍內。
這些官方史書主要記載天皇家或相關人士的事蹟，算是宮廷史或王朝史的一種。再往後一點時代的史書，則有知名的水戶光圀著手編撰的《大日本史》，但說到底，這還是模仿中國史書編撰的作品，基本上還是王朝史。只有漢籍，也就是中國的史書，因此當時的日本人還未真正開始思考自身的歷史。
許多日本人開始從現代國家或現代社會的角度思考日本歷史，是在江戶時代中期的「國學」興起之後。另有一說認為，大眾之所以開始對歷史有一定程度的認知，是因為江戶後期的儒學者賴山陽所著的《日本外史》成為暢銷書的緣故。如果這種說法屬實，那麼日本人不過是從兩百多年前才開始關心自己國家的歷史。
進入明治時代之後，日本打著文明開化、富國強兵的口號，企圖轉型為西方式的「nation state」（民族國家）。因此，日本人認為有必要效法西方，建立全體國民共享的國家歷史，也就是所謂的「national history」（國族史）。從此，日本開始發展出「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並依照這套學術體系教導國民歷史，以喚起對集體過去的認同，強化「我們是同一國的國民」的共同意識。
當時的英國有自己的國族史，德國也有屬於自己的國族史。直到今日，歷史學或歷史書寫雖然還是以本國為主，但是當時的歷史學可是毫不避諱地將本國置於敘述核心。因此，從過去到現在，幾乎每個國家的「國族史」都容易流於「自說自話」。畢竟這種書寫方式，本就是寫給「國民想要了解與分享的歷史」。然而，僅止於此難免流於狹隘，更無從掌握本國與外部世界的關聯，以及自身的國際定位，所以我們才需要關注超越本國的歷史，也就是所謂的「世界史」。
「東洋史」的誕生與衰退有何意義？
西方的世界史不僅涵蓋外國史，同時也構成了本國的歷史。比方說，要研究英國史就無法不提及法國史或日耳曼民族史，因為這些國家彼此交織，而且共享基督教信仰與文化背景，因此「西洋史」也就自然包容了各國的本國史，成為一套彼此連結的整體敘述。此外，由於西方列強曾經稱霸世界，所以「西洋史」也就順理成章地延伸為「世界史」。
因此，當西方國家討論本國史時，一定會納入世界史；因此本國史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世界史的一部分。從本國史、「國族史」緩緩過渡到鄰國史、外國史、西洋史，再擴展為世界史。以西方的歷史學而言，光是這樣的結構就已經相當充實。
然而日本的情況卻不是這樣。不管如何深入挖掘日本史，都挖不出宏觀的世界史，就算偶有外國登場，終究還是只會從日本角度加以描述，幾乎不重視對方的客觀脈絡。而在西方版本的「世界史」中，不僅未提及日本，甚至未提及整個東亞。
為此，內藤湖南等人創立了「東洋史學」這門學問。明治時期的日本人本就熟悉漢學，對中國史書與史實有相當理解，因此他們才意識到有必要建立一套屬於東洋的「世界史」框架，用來區別以西洋為中心的世界史，藉此重新審視日本，並嘗試建構一個東西合壁的世界史。光是從這一點，不難窺見當時的日本人對於歷史學、世界史與日本史之間的落差有多麼苦惱，也多麼認真地的想要重新探究自身在其中的定位。
尤其是中國作為東亞舉足輕重的存在，不論從空間或時間上來看，若忽略了中國的歷史，就無法理解日本的整體定位。一直以來，中日兩國隔著日本海遙相對峙，不斷地彼此影響，從未斷絕。
如果能透過東洋史學來說明中國與東亞這個歷史世界，就能從這些關聯性中描繪出日本的樣貌，進一步的定位日本在整個世界中的位置。這正是當初許多學者在建構日本歷史學之際的共識。因此當時除了大學之外，在中等教育也設有「東洋史」與「西洋史」兩門課程，並重視它們與日本史之間的銜接。
不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兩門課程被整併為「世界史」，導致東亞世界在中等教育中的比重明顯下滑。雖然「東洋史」在大學中勉強存續，如今也幾近崩解，更像是瀕臨絕種的稀有物種。換言之，日本人已慢慢淡忘前人構建的東亞視角，也正在失去連結日本與全世界的關鍵線索。前面提到的「全球化」與「加拉巴哥化」乍看之下互相矛盾，卻恰恰說明了當前日本人以及日本史學的現況。
約翰．康納利（John Conne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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