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到底有多冷？人民眼中的冷戰世界

益田肇（Masuda Hajimu）

出生於大阪，畢業於立命館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曾任職於報社，之後赴美發展，擔任高中日語教師。隨後進入西北學院（Northwest College）取得副學士學位，並於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取得學士學位，在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完成博士學位。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專長領域為東亞近現代史、美國外交史，以及具全球視野的社會史研究。

主要著作：Cold War Crucible: The KoreanCon flictand the Postwar Worl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The Social Experience of War and Occupation,” Laura Hei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 I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The Early Cold War: Studies of Cold War Americ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ristopher R. W. Dietrich ed., A Com-panion to U. S. Foreign Relations: Colonial Era to the Present, Vol. II(Wiley-Blackwell, 2020)；〈京都大學同學會——戰後歷史中原爆展的另一層意義〉，收錄於特莎・莫里斯－鈴木主編《人們的精神史 2：韓戰與1950年代》（岩波書店，2015年）；“Fear of World War III:Social Politics of Re-armament and Peace Movements in Japan during the Korean War, 1950-53,”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7:3(2012)。

葉靜嘉

政治大學日文系碩班畢。自由兼職譯者，現任職於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研究典藏組。譯者履歷請見：reurl.cc/rvKgrr。本書翻譯工作，感謝益田老師和臺灣商務印書館提供許多協助。

導讀　冷戰的幻想結構：益田肇的冷戰生態歷史學

序章　冷戰究竟是什麼？

第1部　互相影響的世界

第1章　命名無以名狀者

反彈的浪潮

什麼是美國的？（什麼是非美國的？）

延燒到GHQ的紅色恐慌

「逆轉政策」的地方政治

中國對「逆轉政策」的反應

反國民黨和反美情緒的擴散

美國的「中國」觀

流動的「現實」

第2章　在地的轉譯

「我們已經處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早期階段」

「別再歇斯底里了」

反殖民主義的時代

戰爭時的國族建立

第2部　社會的時代

第3章　虛構的現實

國內與國外的「真實」戰爭

華盛頓的僵局

一般大眾的見解

一九五○年的國內政治——共和黨

一九五○年的國內政治——民主黨

仁川登陸戰的後果

決定北進三八線

第4章　印象政治學

中國共產黨克制的態度

仁川登陸戰後擴散的謠言與恐懼

未完的「內戰」狀態

從國際衝突看國內社會問題

美國的形象

中國參與韓戰

共產黨高層的大論戰及搖擺不定

人民志願軍南進三八線

第5章　創造「真相」

「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了」

人民參與創造「真相」

當偏見偽裝成了「事實」

「中國人是數百萬的囚徒」

明顯可見的內部分裂

第6章　在動員與參與之間

反駁、不信和恐懼

同意、參與和狂熱

戰爭記憶與「真相」的形成

支持與參與

懷疑與反感

看不清的「現實」

第3部　同時性的世界

第7章　社會戰爭

麥卡錫主義是什麼？

冷戰如何遏止社會戰爭

冷戰邏輯與性別爭議

作為草根社會保守主義的冷戰邏輯

第8章　內部的敵人

英國國內的「冷戰」

無止盡的生活戰爭

什麼是赤色清洗

赤色清洗的內部機制

學生運動與草根保守主義的反彈

第9章　人民的鬥爭

重新探討「鎮反運動」

社區內的社會清洗

為了「秩序」與「和諧」的人們的鬥爭

第10章　作為去殖民化的再殖民化

「白色恐怖」發生的社會背景

手段與目的的本末倒置

不參與的「參與」

鎮壓「非菲律賓活動」

歷史和社會的背景

地方的作用及社會層面

對虛構的冷戰的險惡期待

終章　冷戰是一種社會機制

後記：作者釋疑

一、「追究起源」相對於「探究過程」

二、「現實≠虛構」相對於「現實＝虛構」

三、「尋求差異」相對於「尋求相似」

四、「縱貫研究」相對於「橫斷研究」

五、「研究作為結論」相對於「研究作為對話」

六、「客觀的歷史」相對於「解釋的歷史」

注釋

參考資料

圖片來源

縮寫對照

第10章 作為去殖民化的再殖民化

一九五○年十月一日上午六時，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事法庭以密謀推翻政府和窩藏「叛亂分子」罪名，判處在場的九名被告死刑，並命令立即執行。三十分鐘後的上午六點三十分，犯人被押送到臺北市新店溪畔的「馬場町」刑場，這九名罪犯幾乎都是二十多歲到三十歲出頭的年輕人，他們被當場槍決。根據當時的報紙報導，當天上午雖然下著雨，但仍聚集了大批圍觀群眾。這些群眾看到這九名男子被槍殺便歡呼喝采。他們的遺體被收集起來，送往了郊外的公墓。

在一九五○年夏秋之交，這種清晨舉行的公開處決幾乎每一天都會上演。每當死刑執行時，罪犯的姓名、年齡和居住地都會以大大的紅字寫在紙上，並張貼在火車站和市場。這個時期的街上還會貼滿數不清的海報和傳單，警告人們提高警覺。「通匪者死」、「匪諜就在你身邊」、「檢舉匪諜人人有責」、「知匪不報與匪同罪」、「反共絕無妥協」、「反共必須團結」。這些標語不只充斥著火車站、市場、警察局、學校和醫院等公共設施裡，連日常生活用品甚至禮品上都會出現，例如香菸盒、日曆、發票、扇子、電影票，甚至結婚蛋糕都會印上這些口號，簡直是無孔不入。

這些標語除了看得見的文字訊息，在都市地區還有聲音訊息，例如在市場和街道等各種地方會裝上擴音器，播放反共歌曲、口號。以下是其中一種的內容：

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大陸是我們的國土，大陸是我們的疆域，我們的國土，我們的疆域，不能讓毛賊儘著盤據，不能讓俄寇儘著欺侮，我們要反攻回去，我們要反攻回去，反攻回去，反攻回去，把大陸光復，把大陸收復。

報章雜誌也大肆宣揚打擊「匪諜」的必要，每天都會刊登逮捕或處決「叛亂分子」的報導，還有許多描寫「愛國人士」英勇地告發或協助逮捕共產主義者的文章、詩歌及漫畫。這些並不單純是口號或誇大的故事，一九五○年六月頒布《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後，找到這些叛亂分子或涉嫌參與此類非法活動分子並且告發，已經是法律要求的義務，而不單純是一項獎助行為。所有人無論在政府機關、軍事單位、學校或工廠等各種團體內，都必須互相監視。

這也就是後來被稱為「白色恐怖」的國內肅清風暴肆虐整個臺灣的時刻。這場風暴在韓戰爆發後的幾年內尤為猛烈，在韓戰後的數十年內，估計有三千至五千人被處決，八千人被判入獄。根據中華民國國防部二○○五年首次公布的數據，與戒嚴令有關的逮捕件數，從一九四九年的二百一十二件躍升至一九五○年的一千八百八十二件，並在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分別達到一千四百九十四件、一千四百十九件、一千四百五十四件和一千十八件，數量一直是居高不下。到了一九五○年代後半期則約每年四百件左右，六○年代則是相較之下減少到了每年一百八十件左右。由此可見韓戰這個背景的重要性。

根據一九五○年入獄的林書揚所述，這些逮捕行動是由警察、憲兵隊和情報部門等當局機關所實行的，且幾乎沒有遵循正當的法律程序：沒有逮捕令，沒有起訴書，也沒有準備辯護律師。有時甚至沒有公開審判，當然也無法上訴，更甚至連判決書都省略了。酷刑是家常便飯，供詞多半是被逼供或捏造的。逃脫死刑判決的囚犯，也幾乎都要長年關押在監獄裡，他們大多被囚禁在距離臺灣本島東海岸約三十公里的孤島——綠島上。前面提到的林書揚，他被囚禁了將近三十五年，直到一九八○年代中期臺灣邁向民主化時代後才獲釋。

進入二○○○年代後，有關白色恐怖的研究大幅地增加，然而與有關一九四○年代末發生的一系列大規模反對國民黨的事件（如本章也將探討的「二二八事件」）的大量研究相比，對韓戰期間發生的肅清和暴力事件的研究，至今仍未受到同等廣泛地關注。此外，通常會以冷戰史觀來看待這個時期的肅清行動，並傾向於將其直接歸納為「白色恐怖」。「白色恐怖」亦即這些肅清活動是由國家實施的，代表著國家的暴力現象。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一系列的肅清行動即是由國民黨政權下的中華民國政府，為了消滅臺灣內部的共產主義者及其支持者而開展的政治肅清運動，且由於這屬於全球反共戰略之一，還得到了美國的支持。

然而這個被稱為「白色恐怖」的現象，仍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及根本上的重新檢討。首先，這個時期被肅清的大多數人既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支持共產主義的人。這段時期臺灣在地下活動的共產主義者只有幾百人，而被肅清或監禁的人數卻動輒超過了一萬人。究竟被肅清、監禁以及遭受各種形式的壓迫的對象，他們屬於哪一類人？他們究竟為何會遭受迫害？

為了重新審視這場肅清運動的本質，我們先從回顧這段時期受害者的概況作為切入點。林義旭當時二十八歲，是一名小學教師，他在一九五○年被捕，並被判處十二年徒刑。他因為參加過進步主義團體的讀書會，閱讀了當時在中國出版的《觀察》和《展望》等雜誌被逮捕。當時同樣是二十八歲的林恩魁醫師，也因為類似的罪名而被逮捕。其他還有戰爭時在日本工作或讀書、戰後返回臺灣的數千名工人和學生，他們也遭受了相同的迫害。例如陳紹英，他在戰爭時期曾居住在大阪，並於一九四六年返台。他曾拒絕過某位朋友邀請他加入共產黨，卻仍於一九五○年被捕。此外，臺灣的原住民之中也有不少受害者。主張原住民自治的WatanTanga（漢名：林昭明）在一九五○年代初被捕。另外，當時二十九歲的鄧錦江，是臺東一所農業學校的教師，他只因表達了反戰觀點就被逮捕，而他以前從未參加過任何反戰或左派的活動。

從這些例子中可以發現，這一時期的受害者其實來自各個不同的多元群體。他們是在臺灣戰後動盪的時期，致力於讓臺灣擁有自治區或獨立國家地位的人，他們之中也有為了實現原住民自治的夙願而努力的人。他們是社會中的專業技術或學術上的地方菁英，如醫生、律師、記者、作家、教師和大學生，他們的目標是在日本殖民統治結束後，於戰後臺灣社會上進行澈底的社會及政治改革。

而一般普遍認為那些發生在他們身上的鎮壓事件是一種冤案，也就是將鎮壓事件視為國民黨對共產主義者的暴力壓制過程中的偶發事件。這些事件是一場悲劇，卻是國民黨對共產黨及其同情者進行殘酷鎮壓的附帶現象。基於這種觀點，人們幾乎沒有探討這些「冤案」實際上到底意味著什麼，就連近年出版的許多回憶錄和訪談錄中，當事人也往往將自己放進白色恐怖的無辜受害者這個框架內，加深「許多人蒙受冤罪」的觀點。

數以千計的肅清行動之所以會被認為是偶發且次要的「冤案」，是因為我們一直以來，都將「白色恐怖」單純視為是國民黨政權對共產主義者的鎮壓——也就是政治肅清。如果我們先拿掉冷戰史觀這個視角，仔細探討當時臺灣當地的情勢及當地的社會戰爭，就會發現到一個截然不同的問題：這些「冤案」是否真的只是伴隨政治壓迫所出現的次要現象？有沒有可能，這些受害者其實本來就是真正的目標呢？

這裡的問題意識其實非常單純，究竟誰是受害者？他們代表著什麼？他們為什麼必須受到迫害？誰又是加害者？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先回顧白色恐怖之前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狀況。

「白色恐怖」發生的社會背景

「白色恐怖」這一嚴重事態的高峰期落在韓戰激戰期的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之間，但白色恐怖並不是在一九五○年夏秋之際才突然開始的。這段時期被逮捕的受害者，往往是由於他們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之間的言行，特別是他們在一九四七年發生的所謂「二二八事件」中的行為。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白色恐怖」的爭點，與其說是韓戰期間產生的一種反共歇斯底里，不如說是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臺灣社會中懸而未決的問題有關。如同以下所述，問題的核心在於，在十九世紀末開始的日本殖民統治結束後，臺灣將成為什麼樣的社會，以及應該成為什麼樣的社會。

事實上，戰後臺灣的政治局勢和社會情勢十分混亂，社會內部的矛盾不僅存在於國民黨支持者與共產黨支持者之間，其他種類的對立與衝突也層出不窮。除了「外省人」（即一九四五年後，特別是一九四九年前後來到臺灣的人）與「本省人」（一九四五年前一直生活在臺灣的人，包括戰前定居臺灣的中國人）之間的對立；居住在山區的原住民也要求他們各族群的自治。還有那些無論本省、外省，主張與中國統一的人和主張臺灣獨立的人，或是追求成為中國自治州地位的人，這些人之間的衝突也可說是層出不窮。

在此背景下，韓戰期間發生的一系列肅清運動，可以說是在某種意義上達到了「解決」爭端、「平息」混亂事態的作用。事實上，許多受害者本身即是造成戰後臺灣社會出現的各種變化的因素的縮影，這些變化如果換一個說法，就是混亂。那麼這些人究竟代表了什麼？一九四五年八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之際，臺灣島上到底發生了什麼？

根據許多的回憶錄和訪談可以得知，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結束時，人們對臺灣的未來充滿了期待和喜悅。例如當時還是十六歲學生的陳明忠說，一九四五年秋天，國民黨軍隊進駐臺灣時，他由衷地感到高興，這是因為他對當時日本人與臺灣人之間理所當然的差別待遇感到不滿。陳明忠說，接下來將是一個新時代，一個人人平等的新社會，孫中山倡導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將會實現。

然而他的希望很快就破滅了，據陳明忠所述，剛從中國來的國民黨軍人和中國人，多半都看不起臺灣人，認為臺灣人是日本殖民主義下的「奴隸」，這導致當地居民與中國人之間發生了許多衝突。當時流行的一句話說明了臺灣人的憤怒和絕望：「狗去豬來」——好不容易日本這條狗走了，結果這次來的是中國這條豬。

日本殖民統治所留下的影響，使得這些摩擦變得更加複雜。一九四六年日治時代結束後，國民黨政府突然禁止使用日語，隨後又頒布了一系列法規，一次禁止了日語歌曲、書籍、報紙、雜誌、電影和文學作品，結果導致數百萬的臺灣人（尤其是從一出生就使用日語的五十歲以下的人）必須學習普通話。更糟的是，日本帝國突如其來的瓦解導致了臺灣經濟崩潰，引發了糧食危機、失業率高升、扒竊、竊盜和搶劫事件增加，造成了社會動盪，特別是在城市地區內。由於治安狀況日益惡化，城市的居民開始在家中窗戶安裝鐵窗，大門加鎖，有能力的話便在房屋周圍築起高牆。

隨著社會情勢日益嚴峻，加上國民黨政府不斷壓下臺灣人民的要求，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是有增無減。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這些積累的不滿終於爆發了，臺灣各地發生民眾暴動，他們反對國民黨政府。這些暴動始於發生在前一天二月二十七日，一起在臺北市街頭上演的小糾紛。一名在街上販賣私菸的女性被基層官員取締，且沒收了她的貨物和錢財，甚至還用刺槍的柄毆打她。當地居民為此組織了抗議示威活動，但遭到憲兵隊開槍鎮壓，這使得反政府的暴動迅速蔓延至整個臺灣。儘管這起初只是臺北居民與政府官員之間的小衝突，但它卻匯集了民眾對於國民黨政府的憤怒——或說是本省人對外省人的反感——引發了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一九四七年，臺灣居民（本省人）的人口接近六百五十萬，相較之下外省人只有約六萬人，因此群眾起義在最初幾天相當成功。市政府等建築物被攻擊，許多外省人遭到殺害，臺北市廣播電臺也被當地抗議人士占領，各種反國民黨的口號得以向全島廣播，例如「打倒貪官污吏！」「挺身反抗中國人的不公！」「臺灣必須自治！」等等，儘管這只持續了幾天。這些廣播使得臺灣中南部的民眾也隨之揭竿而起，然而一週後，國民黨軍隊從中國登陸臺灣，殘忍鎮壓了這場群眾起義。根據各種估計，全臺灣至少有二萬人被殺害。

序言　冷戰究竟是什麼？

「如果有一件事，最能夠推進西方國家正在努力實現的目標（和平），那就是停止將這份努力稱為『冷戰』〔cold war〕」。英國雜誌《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七日號的封面文章如此寫道。該雜誌認為，「冷戰」（cold war）這個新造的詞，明明最初是用來譴責蘇聯不惜使用戰爭之外的任何手段的作法，但不知為何，卻開始被用來描述西方國家針對蘇聯採取的反制措施。且近來，其含義更成為指代美國與蘇聯的敵對立場。且因為如此，世人心中被植入了蘇聯是「和平」捍衛者，而西方國家是侵略者的印象。

「西方國家應該採取的政策，不是與俄羅斯的共產主義者相戰，也不是推翻他們的政治體制，而是避免發生這樣的戰爭，並與蘇聯達成一種共存模式。其目的是和平而非戰爭；是達成協議而非征服。」

這篇題為〈和平對和平〉（Peace versus Peace）的文章，試圖牽制美國過度好戰的態度，並在最後說道：「現在正是西方國家應該徹底從他們的政治語言中拋棄這個詞，轉而使用其他真正能夠表達他們堅定、追求和平的目標的詞彙之時了。」

然而不到一個月後的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自此，這一類針對冷戰型思維的批判，很快便消聲匿跡。同時，用來描述這種現象的方式也產生了變化。在一九四○年代後半以前，這種現象以小寫的「a cold war」（冷戰）或「the so-called cold war」（所謂的冷戰）代稱；但到了一九五○年代中期，卻開始普遍使用大寫的「the Cold War」（冷戰）。這種從小寫到大寫的轉變，意味著美蘇兩個強權的對立，已經不再只是眾多爭議性的觀點之一，而是眾所皆知、毫無辯駁餘地的唯一現實。

然而，冷戰世界的這種漸進式的確立，也暗示著其本質上，有著與一般所稱的戰爭不同的建構性和想像性。不同於其他戰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立即成為一種客觀事實存在，冷戰反而是透過人們認知到這件事是現實，才逐漸具有實體。這一點，只要和其他戰爭相比，便顯而易見。冷戰與其他戰爭，如兩次世界大戰或韓戰、越戰等根本上的區別在於，所謂的冷戰並不存在於特定的時間和地點上。換句話說，冷戰並不存在於現實當中，而是基於人們認為其存在而存在。若真要說冷戰存在之處，那便是人們的腦海當中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冷戰是一種想像中的「現實」。這是一種認為韓戰的爆發，將是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起火點的想像，普遍植入戰後大多數人的腦海當中，而逐漸擁有實體的「現實」。

在之後的近半個世紀裡，冷戰已然成為一個支配世界的「現實」。是故，在此期間提出的問題，幾乎都集中於冷戰的開端、是誰開始了冷戰等所謂冷戰起源論。這種回到過去找尋「起源」的研究方法，其特徵在於，這些提問是從承認冷戰早已客觀存在的觀點出發的。在這類研究當中，並沒有特別提出關於冷戰是否存在於現實世界，以及冷戰究竟是什麼等的問題，因為這都是不證自明的。換句話說，質疑冷戰的起源為何的這種想法，本身就是從冷戰世界當中產生的觀點；其中的論證方式，也是在冷戰世界的邏輯之下，才具有說服力。

時至今日，自蘇聯在一九九一年解體，世間認為冷戰結束，已過了整整三十年。昔日那些圍繞著冷戰政治的意識形態所帶來的（現在看來相當異常的）興奮感，也成了過去。而我們的研究方法，也應該要與時俱進了。我認為現在需要重新思考的問題是，究竟，何以使得全世界有數以百千萬計的人，相信這種想像中的「現實」？以及，為什麼人們要接受這種現實？這種「現實」是如何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的初期，特別是在韓戰時期，逐漸擁有了實體？更進一步來說，即使在二○二○年代的現在，認為朝鮮半島局勢、中臺關係或沖繩當前的局勢，是延續自冷戰體制的想法，其實並不少見。然而，我們現在應該要重新提出問題：這些本來就是冷戰的一部分嗎？應該把美蘇對立當作問題的主軸嗎？透過提出這些問題，我想要挑戰那些過去一直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前提。首先，追根究底，冷戰究竟是什麼？

本書試圖透過綜合社會史和外交史、地方史和全球史，來重寫冷戰世界的形成過程。主要的焦點在於一九五○年，韓戰爆發的歷史時刻，並詳細探討以下幾點：世界各地的人們――從政治領導者、政府官員到普通百姓，是如何解釋韓戰的意義？他們是如何參與到各自地區中牽涉知識生產的政治過程當中？這些行動最終，又是如何協助所謂冷戰世界的形成和維持？

本書所關注的，並非所謂冷戰起源或道德問題，如「冷戰從何時開始」、「誰該負責」，或更直接的「到底是誰的錯」等。毋寧說，本書旨在探究冷戰此一「現實」，究竟是如何被想像出來並且擁有了實體，以及為什麼會有無數人願意擁抱它。因此，本書不僅分析了此一時期的政策制定過程，也探討了普通百姓的想像和參與，在塑造「現實」並使之常規化的過程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我的目的，是敘述這種想像中的「現實」，為何在戰後的世界，最終被視為一種不可推翻的「事實」，以及人們的情緒（不信任、恐懼、敵意、偏見，乃至二戰記憶、對社會動盪和失序的焦慮），又是如何參與了冷戰世界的形成過程。簡而言之，這不是一部以冷戰真實存在為前提而寫的「冷戰史」，而是著重於冷戰本質中的想像和社會建構性，以及對這種想像中的現實的社會需求的一部冷戰「幻想」史。

在思考冷戰世界的成立過程時，我想先區分「權力階級的冷戰論述」和「人民之中的冷戰世界」兩者。前者乃主要由政治人物、政府官員、知識份子或記者等發表的一系列言論，在當時被認為震撼人心、獨具洞見。具代表性的例子如美國總統哈瑞．S．杜魯門宣布支援希臘和土耳其的所謂「杜魯門主義」（一九四七年）、前一年英國前首相溫斯頓．邱吉爾發表的「鐵幕演說」（一九四六年），以及後來聲名大噪的美國外交官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從莫斯科發出的「長電報」（一九四六年），以及凱南後來匿名發表的「X論文」（一九四七年）等等。

再來，還有著名記者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發表的系列文章，使得「冷戰」一詞在一九四七年廣為人知。英國小說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因震驚於廣島與長崎的原子彈爆炸，於一九四五年十月，描述即將到來的核子時代為「冷戰」時代（歐威爾可能是第一個公開使用「冷戰」（the cold war）一詞的人）。此外，美蘇（俄）國際對立的冷戰論述雛形，還可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美國總統胡佛所發出的警告，甚至還可追溯到威爾遜總統在俄國革命（一九一七年）後做出的預測。

事實上，這種論述的雛形還可進一步追溯到一九世紀法國知識份子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觀察。一八三一年，經過九個月的美國考察之旅，托克維爾一語成讖――美國和俄羅斯之間，未來必將產生對立（他的依據是兩國皆國土遼闊且人口正快速增長）。總之，這種冷戰論述或是其原型――預言美國和蘇聯（俄羅斯）的反目對立終將發生――自一九世紀初以來便已存在。此外，從一九世紀末到二○世紀初，兩國實際上已為了遠東利益產生衝突。然而，儘管如此，人們一般不會認為托克維爾和威爾遜等人的時代，也全是冷戰的一部分。因為，這些觀點畢竟只是他們自己的觀點，只是一種論述，尚未被認為是世界的現實。

「人民眼中的冷戰世界」與這種權力階級的論述有些不同。主要差別在於大部分人認為後者是一個不容置疑的現實，一個可以和其他時代明確區分的一個不同時代。而這其中有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也就是社會的認可，也可說是人民的參與。當然，無論是「權力階級的論述」還是「人民之中的冷戰世界」，本質上都是一種論述；而區分這兩者的並非內容，而是有多少人相信。簡單來說，當大多數人口深信某種論述（例如冷戰論述）是世界的現況，並主動將其傳播，如此一來，這種論述便會將人、物品、金錢的流動制度化，從而固定政治和社會制度，也就是我們所謂的現實。只要這種論述在人們的認知上是政治人物、政府高官或是知識份子的觀點，那麼它就不會被視作為世界的現實。

然而，這兩種「冷戰」往往被視為一種連續的發展過程，這就導致了幾個問題。首先，由於政治家、政府官員和知識份子的冷戰論述，一直被當作冷戰「現實」的起源來討論，因此，對於為什麼有如此多的普通百姓接受冷戰這種「現實」，以及這種廣泛的社會接納具有什麼意義等問題，幾乎不受到重視。當然，近年確實有越來越多的研究探討冷戰如何影響社會、文化以及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然而，這其中多數的研究，都傾向將冷戰敘述為一種彷彿無法改變的既定條件（例如颱風等氣象條件），而未能考慮到普通百姓在形成這種「現實」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總之，雖然近期的冷戰學術研究，確實相較於過去只從杜魯門或史達林等人的行為中尋找冷戰起源的方法，已有了長足的進步；然而，那些在各自社會中創造出冷戰世界的無數草根階級信徒們的故事，仍尚未被好好地講述。普通百姓的選擇究竟是什麼？人們是如何參與、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利用了冷戰世界？總之，這裡要探討的，不僅是理性的、有邏輯的觀點或原則，也包括在背後支撐這些觀點和原則的情感、偏見和成見。

是故，本書並沒有將大眾情緒、社會普遍觀念，以及在民眾之間擴散的謠言，還有對此產生的焦慮和恐懼等，單純視為冷戰的影響下所產生的衍生結果。相反地，本書將這些要素定位為導致冷戰此一「現實」形成的主要原因。透過這種方式，本書強調，市井小民在冷戰邏輯的實踐中，並非被動的存在；冷戰「現實」的維持和傳播，靠的不僅是政治領導者和政府官員的行為，還有民眾的自發行為。

我將研究的焦點對準在「人們做了什麼」。這樣的做法，比起單純在過去的冷戰圖景中加入有關民眾行為的新知來得更有意義。這是因為，重新探討誰才是冷戰世界的主體，必然會引導我們重新著手研究冷戰究竟是什麼，以及為何會產生這樣的現象。之所以過去很少有人正面提出「冷戰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是因為冷戰的行為主體已經被預設為各國的政治領袖和政府官員了。換言之，正是因為國家（或作為行為者的政治領袖）被視作冷戰這個大敘事的主角，冷戰才會一直被單純視為是國家之間的鬥爭，或意識形態之間的對抗。

然而，如果我們提出一個問題：「誰」（Who）才是冷戰世界的行為主體？且如果這個問題的答案發生了變化，那麼我們就得重新認識冷戰究竟是「什麼」（What），這也將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冷戰「為什麼」（Why）會出現。簡而言之，將焦點放在人們的行為，並正式將他們的聲音納入研究對象，像這樣改變方法論的做法，並不僅是為了添加新的資訊到既有的冷戰圖景中，更是為了最終積極要求我們重新認識冷戰的全部面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本書是一種從社會角度重新思考冷戰的嘗試——也就是不再從領導者的意圖開始思考，而是透過分析「民眾之間發生了什麼」，來重新探討冷戰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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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共由十章組成，基本上按照時間順序排列，並依大致主題共分為三部。

第一部「互相影響的世界」包含了第一、二章，處理的時間是一九四五至一九五○年。這兩章的主題，是探討地理上相距甚遠的地區上發生的事件，是如何與其他地區上的事件產生相互影響的；以及在此過程中，又發生了什麼樣的「轉譯」處理。例如，第一章關注了戰後初期的美國、日本和中國的社會和政治局勢，各自之間如何相互影響及發展，並描述了各個社會內部的摩擦如何加劇，使得國內社會在某種意義上變成了「戰場」。透過描述戰後的這種社會動盪和龜裂，從而揭示出我們通常認為反映出了這時期的冷戰的各種現象（也就是國際冷戰在國內的衍生），實際上內含了更多元的地方性社會衝突。透過這樣的作法，本書指出，冷戰的概念在當時還只是一項尚有爭議的言論。

第二章聚焦於一九五○年六至七月，全球各地如何看待韓戰爆發的消息，以及這個消息如何引發了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恐懼、如何使冷戰相關的言論變得更加現實。透過調查東亞、東南亞、南亞到中東，以及歐洲到北美等地區對韓戰的反應，本章探討的是，即便如此多的人同時目睹了韓戰，為何這些人對韓戰有著不同的理解；以及各地區對第二次世界大戰記憶的差異，如何在在地解讀的過程中，為這些不同的理解奠定了基礎。

第二部「社會的時代」包含了第三至第六章等四章，關注的則是一九五○年夏天至一九五一年初，約六個月的這段時期。在這些章節中，我詳細探討了美國和中國，最終導致決定參與韓戰的國內政治局勢和外交決策過程，以及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與政治家或政府官員的決策過程，是如何交織在一起的等等問題。透過這些研究，這幾章揭示的是市井小民如何參與政治和歷史的形成。第三和第四章分別深入探討了華盛頓和北京有關參與韓戰的決策過程，但重點在於，無論華盛頓或北京，促使其參戰的決定因素，並非軍事戰略或冷戰思維，而更多是著重於大眾情緒和國內政治動向的「印象政治學」。

第五和第六章則探討了在美國和中國的社會中，特定類型的「真實」是如何形成的。這兩章不僅分析了各自政府主導的政治宣傳政策和動員計畫，更深入探討了民眾如何接受這些政策和計畫，又是如何將其當作自己的想法。透過這樣的研究，我們會發現那些根植於各社會中的成見或歷史記憶，是如何強烈地影響了「真實」的樣貌。我們將在這幾章中詳細了解到，制定出這樣的「真相」，並沒有達到創造社會共識的初衷，反而使得社會內部潛在的分界線，即劃分「我們」和「他們」的界線，變得更加明顯。

第三部「同時性的世界」包含了第七至第十章等四章，主要處理的時間是一九五○年秋天至一九五二年前後。這些章節透過揭示出世界各地同時發生的社會清洗風暴，從而分析韓戰期間曝露的社會分歧和摩擦，是如何被「解決」的。其中特別探討的內容，包括美國的麥卡錫主義（第七章）、英國的對勞工運動的打壓和日本的赤色清洗（第八章）、中國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第九章）以及臺灣的「白色恐怖」和菲律賓對「非菲律賓活動」的鎮壓（第十章）。這些事件，過去或多或少都被以冷戰的視角觀察，但本書試圖從社會的角度來重新解釋這些清洗運動。

這些章節所討論的問題包括以下：這些清洗運動，是否真的應該被視為國際冷戰在各國國內造成的後果？如果摘下冷戰這個視角，會有什麼樣的對立和分裂浮現出來？再來，當時的許多民眾（以現代的說法可稱為「草根保守派」），他們運用了冷戰邏輯後，究竟達到了什麼目的？在第十章的結尾，我將回到這些問題上，以探討這些清洗運動的共通點。在這裡，我們將看到，冷戰邏輯推動了草根保守派為遏止社會中的摩擦和分裂而進行的「社會淨化」運動（本書稱之為「社會戰爭」），並由此產生了往後維持許久的「秩序」與「和諧」。

透過這樣的觀察，本書指出，這些發生在各地的清洗風暴，並非僅是全球冷戰造成的地方性後果；這反而是依賴並維持冷戰「現實」的地方性因素。也就是說，社會對這些清洗行動的需求正是冷戰世界持續運作的動力，而其背後，則是普通百姓的參與。他們為了自己社會的安定，而拚命進行一場場的「社會戰爭」。正是這些人，幫助了冷戰這一規模壯大的想像成為現實。

總的來說，本書旨在重遊一九四五年後的世界，從社會的角度，重新探討冷戰世界這個看似前後連貫的框架。為此，本書深入探討了若干戰後社會和後殖民社會的地方史，並擷取了普通百姓私下的話語、傳言和情緒。因此，本書可說是一部具有全球史視野的社會史研究。本書特別深入探討了戰後美國和中國社會中人民的情緒和日常生活。此外，本書還嘗試將這些從社會史和地方史中獲得的見解，與華盛頓和北京的韓戰政策的分析作結合。在這些意義上，本書可說是採取了一種詳細探討國內政治與外交政策、社會與國家、以及普通民眾與政治領袖之間的互動關係的新的外交史研究方法。

透過這種探索社會史和外交史的交叉點的做法，本書也涵蓋了政治史的面向――追溯草根保守運動的起因。儘管「草根保守主義」一詞的普遍使用發生在一九七○年代以降，但本書發現，這種草根階級的社會保守主義傾向在戰後初期便已萌發。正如本書中所探討的，這種社會保守主義風氣擴散的現象，在混亂戰後的世界各地多處都可見得，且無關其政治體制或意識形態的差異。而這樣的現象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恢復並維護社會或文化的「秩序」和「穩定」。換句話說，本書研究的是，戰爭期間和戰後的各種社會和文化變革，為何會被草根階級視為問題，且又是如何受全球冷戰名義之下的社會性鎮壓。這即是草根保守主義崛起的歷史。本書想說明的是，在這些「社會戰爭」當中，「權力」發揮效用的方式，不僅有自上而下的，也有自下而上的。

本書融合了社會史、外交史和政治史，再從地方史和全球史兩邊的角度出發，首要的目的，是質疑並動搖看似理所當然的冷戰「現實」及其歷史形象——一場由國家領導人的行為所引發的美蘇對立。本書透過採用這種新的取徑方式，並追溯冷戰世界此一「現實」的社會建構過程，提出以下問題：冷戰世界中真正的對立和真正的分界線，是否其實是存在於各個社會內部，而非東西方陣營之間？並且，全球冷戰這個想像中的「現實」，是否其實是為了跨越這些對立與分裂，也就是維護社會內部的秩序與和諧所必要的？

透過如此重新探討冷戰，本書希望引發有關以下問題的討論：為什麼這樣一個想像中的「現實」，會在韓戰時期化為實體？為什麼全世界數以百千萬計的人民，會參與創造這個「現實」？說到頭來，冷戰究竟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