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揭開穆斯林世界》和全球知識史給我們的啟示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孟軒

賴炣妌／翻譯

我不是研究「穆斯林世界」的專家，但我的學術經歷和個人生活都與之有深刻的交集。二○○一年，高中畢業的我隻身從臺灣搬往紐約市就讀大學。當新學期正要展開之際──那是開學第一週──劫機者迫使民航客機撞向了世貿中心大樓。猶記得那日我站在宿舍頂樓上，一面看著遠方大樓竄出的火苗和陣陣濃煙，一面想著自身該如何理解這場災難性的事件。從各種層面回顧往事，也許我之所以決定研究全球宗教史和跨文化互動史，都源自於那令全世界震動的一刻。

九一一之後迎來的是一個混亂的局面，社會上充斥著衝動、浮誇的言辭：小布希總統（President George W. Bush）援引基督教經文喚醒大眾對抗恐怖主義所代表的「邪惡」；校園同學間也散布著「反伊斯蘭情緒」（Islamophobic）的言論。美國的大眾媒體帶出新的輿論風向，人們開始重新閱讀薩謬爾．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他著作的理論框架合於時事的論調，即伊斯蘭、西方和亞洲的文明根源走在碰撞的軌跡上。接下來的幾個月，柏納．路易斯（Bernard Lewis）這位同為支持「西方」與伊斯蘭世界之間水火不容的評論人，在頗具影響力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上發表了〈哪裡出了錯？〉（“What Went Wrong?”），他將恐怖行動歸咎於伊斯蘭世界缺乏自由。同年稍後，他將這篇文章擴展成一本書的篇幅，旋即登上暢銷書排行榜，成為一時之選；儘管當時也有人指出，這部著作也成為了隨後美國入侵伊拉克、發起「伊拉克自由行動」的知識基石。回到課堂上，我很幸運地遇到了幾位教授，他們教我如何批判性地評估和定位這些論述，並指派我們探討八○年代路易斯與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在《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之間的辯論。但要將這種細膩思路轉化為現實，是極具挑戰性的：在我所加入的反戰左翼圈子中，討論主要圍繞著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批評。當我們確實思考蓋達組織和其他伊斯蘭聖戰主義團體的根源時，我們主要用他們的故事來抨擊美帝主義，或點出美國國內政策的過失致使未能將移民融入美國夢。唉！假如時光能夠倒流，我多希望在九一一事件後立刻就有像賈米勒．艾丁（Cemil Aydin）這樣非凡的學者，用他精彩的論著引導我們度過那段混沌蒙昧的時期。

但正如艾丁所述，這本書不可能在二○○一年的時空背景下問世—這本書是在歷經九一一事件後論辯的淘洗，以及二○一四年ISIS崛起進入全球公眾視野的背景下寫成的。再次談及一點我個人的歷史，二○一四年，完成博士學位後，我在巴黎的一所美國大學找到了第一份教職。我和我的太太才剛抵達那裡不久，兩名與蓋達組織有聯繫的法國公民攻擊了諷刺報紙──《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的總部，造成十二人死亡。隨後，幾名伊斯蘭主義者攻擊了一間當地的猶太超市。次年十一月，一場裡應外合的襲擊又造成了一百三十多人死亡。即視感乍現，只是那時候，我成為了課堂上的老師。學生們向我提出許多我難以回答的問題，像是：「為什麼這些人覺得他們需要藉由攻擊一個劇院來捍衛伊斯蘭？」然後，再一次地，我多麼希望我們在二○一五年十一月事件發生後，馬上就有賈米勒．艾丁，以他曠世的著作來引導我們度過那段時光。

為什麼這本書是幫助我們關照現世處境的寶貴指南？首先，它能夠對伊斯蘭主義者和伊斯蘭恐懼症者兩造給予一個細膩而成熟的回應。對伊斯蘭主義者來說，艾丁表明「穆斯林世界」的概念是一個晚近、現代的發明，與伊斯蘭主義者聲稱正在努力重構的歷史性Ummah（穆斯林共同體）無關。對於反伊斯蘭情緒患者而言，艾丁向他們展示了「穆斯林世界的統一性」本身就是一個神話；它是在種族、國籍和差異的迷戀中，於十九世紀歐洲帝國主義計畫的核心鍛造而成。艾丁的中心論點提醒我們，「穆斯林世界」應以多樣性為標誌；相反地，真正聯合伊斯蘭主義者和反伊斯蘭情緒患者的共識，是兩造對單一穆斯林世界神話信仰的膜拜。

為了證明他的觀點，艾丁具啟發性地運用全球知識史為方法，向讀者展示這種「共識」究竟如何形成。全球知識史在二○一○年左右興起，象徵著歷史學領域將部分野心挹注於全球和跨國史轉向。學者們意識到有必要開展出超越單一國家界限的思想和智慧，拓展視野，以便探討全球尺度的互動和交流如何促進人類思想和發展。雖然過去學者們長期從事跨文化的「文明」比較，但全球知識史學家們試圖利用知識史，來檢查全球串聯如何影響、甚至加劇思想傳播。艾丁是握有這項史家技藝的大師：他放眼全球，從伊斯坦布爾到巴黎，再從突尼斯到印度，書中廣泛引介歷史人物並帶領讀者來往穿梭，一步步沙盤推演出晚近穆斯林世界的思想。艾丁的全球史方法還向我們展示了思想本身的不穩定性和流動性，以及這股動能如何成為爭論的場域，又如何被不同的歷史行動者廣泛運用於各自的目的和論述中。例如，他展示了反穆斯林的基督教傳教士和穆斯林改革者，都分別在同一個時期裡推進了穆斯林世界觀，以促成他們的現代化宏圖。

更重要的是，艾丁的全球知識史對今日的我們仍深具啟示意義。此時此刻，二○二四年四月，我正提筆撰寫這篇導讀，以色列－加薩戰爭已持續了半年，有超過三萬三千人死亡，其中大多數是婦女和兒童。就在上週，伊朗發動了一系列對以色列的導彈和無人機攻擊；以色列已承諾報復。再一次地，「穆斯林世界」與「西方」捲入了一場世界歷史性的大戰。艾丁在書中所言提醒了我們，這些衝突的主要動力是地緣政治。如果「西方」和「穆斯林世界」都是神話構造，那麼它們之間並不存在根本的矛盾。 而這正是我們希望的所在：如果這些都是政治衝突，那麼，就有政治可解決的方案。

寫於二○二四年四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