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商品為出版已久的書,出版已久的書容易產生些許的黃斑、或有些許瑕疵(例如:壓痕、褪色等),不影響內文閱讀。每本書況不盡相同,請考慮評估後再購買結帳,採取隨機出貨。如想進一步了解書況詳情,可以來信 cptw1897@gmail.com 、或點擊右上角「 客服 」留言詢問,感謝您支持臺灣商務印書館。
自學、自覺而覺他
雲水自運,不假外求
星雲大師自述及完整分享一生的自學功夫
自學是孔子的教學,所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自覺是佛陀的教法,所謂「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也是這些自學、自覺的經驗,成就了現在我的行事、我的思想、我的觀念、我的做人處事、我的舉一反三、我的理事圓融、我的僧信平等,甚至對於佛法妙理的體會,讓我的一生都感到非常受用。
──星雲大師
高齡93歲的星雲大師一生不曾進過正規的學校念書,從未受過正式教育,但他不僅創立佛光山弘法事業、蓋醫院、辦學校、貢獻慈善,更為文千萬字、開創一筆字,一切皆是靠著自力自學而來。本書集結星雲大師一生中各領域的自學經驗,包括佛法、寫作、編輯、演講、管理等,在資訊爆炸的現代社會,為讀者提供最好的學習榜樣。
教育界、文化界一致推薦
小野/劇作家
王春申/王雲五基金會董事長
白先勇/作家
吳正己/臺灣師範大學校長
李瑞騰/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
李崗/財團法人影想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長
何飛鵬/城邦媒體集團首席執行長
林明昌/王雲五基金會副董事長
林聰明/南華大學校長
郝廣才/格林文化發行人
郭重興/讀書共和國社長
黃春明/作家
楊朝祥/佛光大學校長
蔡詩萍/作家、廣播電視主持人
嚴長壽/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按姓氏筆畫排列)
星雲大師
星雲大師
江蘇江都人,曾參學金山、焦山、棲霞等禪淨律學諸大叢林。
一九四九年春來台,一九五三年創宜蘭念佛會,奠定弘法事業的基礎。
一九六七年創建佛光山,以人間佛教為宗風,致力推動佛教教育、文化、慈善、弘法事業。先後在世界各地創建近三百所道場,又創辦多所美術館、圖書館、出版社、書局、雲水醫院、佛教學院,暨興辦西來、佛光、南華、南天及光明大學等。一九七○年後,相繼成立「大慈育幼院」、「仁愛之家」,收容撫育孤苦無依之幼童、老人,及從事急難救濟等社會福利。一九七七年成立「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編纂《佛光大藏經》、《佛光大辭典》。並出版《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編著《佛光教科書》、《佛教叢書》、《百年佛緣》、《貧僧有話要說》等。二○一七年五月發表《星雲大師全集》,共三百六十五冊,收錄畢生著作。
大師弘揚人間佛教,以地球人自居,對於:同體與共生、平等與和平、環保與心保、幸福與安樂等理念多所發揚,於一九九一年成立「國際佛光會」,被推為總會會長,實踐「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理想。
星雲大師的自學人生
壹、星雲大師談自學
我的自學過程
貳、星雲大師的自學歷程
參、星雲大師教自學
我的自學過程
幼年啟蒙於長輩
我一生沒有進過學校念書,不要說沒有小學畢業,我連幼稚園的畢業證書都沒有,但這不表示我沒有讀書學習。所謂「活到老,學不了」,即便到了這把高齡,因為眼睛看不到,我還要求徒眾輪流讀書給我聽。
回憶幼年,我沒有受過學校教育,也沒有完整的家庭教育,但生性有一個「自我教育」的性格。所謂「自我教育」,就是「自覺」,覺察到自己需要學習做人,需要學習做事,才能成為有用的人才。
所以,回想起幼年時期的我,應該是一個禮貌的孩子,跟隨外婆,經常在各個佛堂走動。好像在周遭的人事,也從來沒有人責罵過我或嫌棄過我,他們都喜歡我這個小孩。大概我的幼年也有討人喜歡的條件吧!
記得我幼小的時候,聽外婆在佛堂裡唱的詩歌:「善似青松惡似花,看看眼前不如它;有朝一日遭霜打,只見青松不見花。」又例如〈因果偈〉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時隔八十多年,至今,當時唱詩歌的那許多情況,如同還在我的眼前。
我雖是一個男孩子,但我喜歡做家務,掃地、洗碗、燒火,甚至於偶爾做一點簡單的飯菜,非常勤勞地從事家庭工作。因為家貧,不得不幫助父母解貧救難。還在幼童時期,我就喜歡撿拾人家丟棄的廢物,像杏仁的子、李子的核,人家吃了就不要了,我把它聚集起來,賣給中藥店,也能換幾個零錢。
我也經常早晨撿狗屎、晚間拾牛糞,狗屎可以做肥料、牛糞可以當柴燒,還記得換來那幾個小錢給母親的時候,她非常地歡喜,我也很高興。尤其在十歲那一年,七七蘆溝橋事件發生,家鄉給戰火燒得面目全非,房屋也都燒光了,到處都是瓦礫。我和另外一些同伴,就從那些瓦礫中,挖掘一些鐵釘、銅片,也可以賣幾個錢。現在回想起來,也算是一種資源回收吧!
那個時候,倒也不是完全為了賺錢,我想,人生就是一種學習,自己不能像一般的兒童可以到學校裡念書,但我可以學習做人、學習做事,也不算荒廢童年的時光。
我在初出家時,雖然年齡只有十二歲,但也不是全然無知,可以說,也能認識幾百個漢字。那都是從不認識字的母親,在我講話錯誤、說話不當的時候,告訴我正確的語言應該怎麼說而認識的。我曾經上過幾天的私塾,應該也幫助我認得幾個字。
青少淬鍊於叢林
出家的時候,師父跟母親承諾可以給我念書,實際上,當時身處硝煙瀰漫的戰區,僧團也一樣三餐難繼,平時也沒有人提讀書這件事。偶爾有一位老師要來上課,敲鐘集眾時,大家反而奇怪地相互問道:「為什麼要打鐘?有誰來教課呢?」
其實,教我們的老師也沒有學過教育,可能也沒有讀過什麼書,只是因為年齡比我們大,參學時間比我們久,我們都尊之為老師。有時候為我們上課,寫黑板的板書,連位置都不適當,教書時解釋詞彙,也感覺到不很高明。儘管如此,我就從不高明的教學中,學習到自己以後應該要怎麼樣寫黑板字、怎麼樣解釋課文的詞句。所以我覺得,有好的師資,固然是我們學子的福氣;沒有好的老師,只要他正派、擁有知識,從不高明、不究竟裡,也能學到一些道理吧!
現在回憶起來,我在棲霞山寺七、八年的歲月,課程確實有些講不好,有的太深奧。例如,老師跟我們講「如來藏」、「十八空」、「八識」、「二無我」,我完全聽不懂意義,或者講《因明論》、《俱舍論》,我聽了真是如聾若啞。記得有一次,老師教我們寫作文,題目是〈以菩提無住直顯般若論〉,很慚愧,就是現在叫我來講說,都非常困難,更不要說那個青少年的我不懂得這個意義了,只得去別的書上抄錄一些來應付交卷。
老師批示下來:「兩隻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我還甚為得意老師批了詩句給我。後來學長跟我說:「兩隻黃鸝在叫,你聽得懂牠在叫什麼嗎?一行白鷺鷥在空中飛翔,你了解是什麼意思嗎?」我說:「我不懂。」他說:「所以老師講你寫的是『不知所云』。」我慚愧不已,不敢再隨便亂說。
在棲霞山參學期中,不准外出,不准看報,佛學經文以外的書籍,當然更不可以碰觸了。但有一次在路邊,見到一本不知道誰丟棄的《精忠岳傳》小書,彩色的封面,畫著岳飛跪在地上,他的母親在他的背上刺了四個字「精忠報國」。這四字,好像觸動了我的心弦,我覺得做人應當如是。後來,我把「精忠報國」的理念用於生活,忠於工作、忠於承諾、忠於責任、忠於信仰。現在回想起來,《精忠岳傳》就是當初第一本對我啟蒙的書籍了。
老師教的佛法,我雖然不懂,但是在圖書館裡,有一本黃智海著作的《阿彌陀經白話解釋》,讓我看得真是忘我入迷,覺得佛教真好,原來有一個淨土極樂世界,那裡面有自然界的美景、社會人事的和諧,所謂「七寶行樹」、「八功德水」,那麼美好莊嚴、那麼和樂安詳,實在是人生的天堂啊!對於修行學道,就感到更增加信心了。
棲霞歲月勤扎根
我非常僥倖地,在十五歲的時候就登壇受比丘三壇大戒。戒期中,除了睡眠不夠、飯食不飽、老師的打罵以外,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感受。假如說有的話,就是覺得在受戒期中,什麼苦難、什麼委屈,一切都是當然的,因為自己正在受教。想來,我能熬過青少年時期遭受的專制、委屈,主要就是靠著自己把打罵、責難都視為是「當然的」。
在受戒之後,除了偶爾課堂裡的學習,我就更加投身於苦行的行列。挑水、擔柴,光是行堂,每日三餐為人添飯、洗碗,就做了六、七年。在大陸,嚴寒的冬季,每餐在冰冷的水裡洗幾百個碗盤,手掌都凍裂破綻,還可以看到鮮紅的肉塊。要再下水洗碗,實在痛徹心肝,但除了忍耐以外,又有什麼別的辦法呢?所以,回憶起人生,忍耐苦難,實在是青年學子學習的增上緣。如果有人越是能經得起刻骨銘心的苦難,能夠忍受得了,他必然越是能夠成功。我覺得,發心苦行也能開悟。
我在棲霞山受教的期中,自覺有三次最為受用:
第一次,抗戰初期,棲霞山的鄉村師範學校撤離到大後方(重慶)去了,所有散落的書,像《活頁文選》,在路上遍地皆是。後來,我們把它撿回來,成立一個小型的圖書館「活頁文選室」。佛書我看不懂,就看小說,從中國的民間故事《封神榜》、《七俠五義》、《梁山伯與祝英台七世因緣》,一直看到《三國演義》、《水滸傳》,甚至於《格林童話集》、《安徒生童話集》、法國大仲馬的《基度山恩仇記》、小仲馬的《茶花女》,乃至英國《莎士比亞全集》、蘇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印度泰戈爾的詩集等許多大文豪偉大的作品。雖然還是一知半解,但從中也是獲益無窮。
第二次,除了眼睛看書學習以外,耳朵也很幫忙。那許多年長的前輩,他們雖不是很有學問,但講起佛教來,歷歷如在眼前,往事、歷史,聽得我如醉如痴、心儀不已。例如:圓瑛大師和太虛大師結拜兄弟,仁山法師大鬧金山,「洞庭波送一僧來」的八指頭陀,清涼寺靜波老和尚的種種軼事,印光大師的《文鈔》,弘一律師的才子佳人等等。
第三次,最重要的,應該是禮拜觀世音菩薩的體證。承蒙佛菩薩的加被,讓我從少年的星雲,而可以一躍為青年的星雲;從無知的佛子,到對佛法深刻體會的修持;從愚痴懵懂,而慢慢知道一些般若智慧的訊息,這大概是受益最大,我應該感謝諸佛菩薩的慈悲恩德了。
貳、星雲大師的自學歷程
二、我寫作的因緣──如何自學文學
大塊假我以文章
說起我寫作的因緣,回憶起來,可以說是酸甜苦辣。
現在雖然有人讚美我寫作的題材廣泛、內容豐富、文章型態多元,詩歌、散文、小說,我都能沾它一點邊,甚至有徒眾替我算過,出版的書有五百多本、總共將近三千萬字,而且翻譯成不同國家的語言就有數十種。當然,這些著作都是我的生命。
佛法說,人的生命「豎窮三際,橫遍十方」,但那只是理論上的。在事相上,有人的生命在交友酬酢裡;有人的生命在酒色財氣裡;有人的生命在爭權奪利的政治漩渦裡;有人的生命在計算謀略的功名富貴裡。當然我們的生命投資在哪裡,成果就在哪裡。不敢說這幾千萬言的文字,對人間、社會、佛教有什麼貢獻,但總是我生命時間累積的成果。
當然,一個沒有經過學校、受過正規教育的人,一個生活在封閉寺院、沒有什麼社會經驗閱歷的人,不閉門造車,只是憑閱讀和想像寫了一些文章,雖然還是存在很多限制,但這一路走來,寫作陪伴我,在人生的旅途上,見到星辰日月,就想要去歌頌;見到花草樹木,就想要去讚美;講到山河大地,就想到與生命同在;說到芸芸眾生,全都是至親好友。唐朝李白的「大塊假我以文章」,世間上的人相、眾生相,人我間的是是非非、好好壞壞、善善惡惡,不都是我們寫作的材料嗎?
初學「寫作」,簡直不敢想像,於我而言,那是一個挺高的境界,自覺高攀不上。我在少年的時候,有一個朋友跟我說,他將來一定要寫兩本書,我一聽從心底要對他合掌崇拜,覺得好偉大呀!能寫兩本書,那是多不容易的事,我連兩百個字都寫不起來!而今,我那位朋友的兩本書,也不知道到了什麼程度,但是我在無意中,因緣假予我,現在寫了也不只兩百本以上的書了。
記得初時摸索寫作,也有一段令人難忘的心路歷程。有一回,老師出的作文題目是〈以菩提無住直顯般若論〉,雖然當時連題目都看不懂,還是非常用心地寫了好幾張作業紙。老師閱畢發回,評語欄中寫著一首詩:「兩隻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
同學們看到,在一旁嘲笑:「老師的意思是說你,不知所云啊!」
下一次的作文課,題目是「故鄉」,我認真地構思布局,在交出去前看了又看,自覺是得意之作,數天後發回,老師的評語又是兩行詩句:「如人數他寶,自無半毫分。」
一個初學的人,寫得好,老師說你抄襲;寫得不好,老師就怪文句不通。幼齡的童心受到這樣的挫折,可能洩氣,後面就放棄,當然就沒有未來了。但我就是有一個性格,好像「皮球」,你一打壓,它就會跳躍。所以我可以經過初期老師的棒喝、教訓,通過了這個階段,柳暗花明,戰勝了崎嶇,看到了前途美景。
我在十八、九歲後,進入當時全國最高的佛教學府「焦山佛學院」讀書,而其他的同學、學長們,也都是一時之選,才華很高。我因為不甘落後,就更加用功。焦山位於揚子江的中心,我就時常在傍晚時,到退潮後的沙灘上散步,一走就是幾里路,也確實讓我感受到王勃的〈滕王閣序〉中「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美感,也在這種心和境的相應之下,開始寫了些不成文的小詩。並且還有很好的運氣,往往投稿都有刊登,因此也增加自己不少信心:「原來我能、我可以寫作!」
也由於寫作,在經常「抒發己見」的因緣下,我想起在南京大屠殺遇難的父親,當時與父親已多年不見,自從他杳無音訊後,我就成了孤兒,因此在滿懷思念中,就寫了一篇〈一封無法投遞的信〉,紀念父親。很感謝我當時的國文老師聖璞法師,他背地裡將我的文章謄寫在稿紙上,並且親自投郵到鎮江的《新江蘇報》,五千字的文章不但發表了,而且分為上、下篇,刊登了兩天。
不但如此,他在上課的時候,還花了兩個鐘點念給同學們聽,同時講解我文章的內容、寫作的技巧,最後他在文章後面評語說:「鐵石心腸,讀之也要落淚。」老師偷偷地投稿,是因為擔心假如報紙不肯發表,會讓我灰心、喪志;等到文章發表了,他就歡喜地向同學們宣讀、公布。這種慈愛,我感動至今,難以忘記!所以,我覺得,鼓勵可能比責備更有力量。
文字園地勤播種
大約在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有一次,聖璞法師在一個星期六的作文時間,出了一道題目:〈勝利聲中佛教徒應如何自覺〉。我覺得,不一定在勝利聲中才要自覺,在失敗的時候,也要有自覺。甚至人生無論什麼時候,都要有自覺,自覺才能進步,自覺才有希望。
我雖出身貧窮,但我不斷自覺,力爭上游。我不強求,只要有上進的機會,我決不放棄。這個時候,鎮江一下子出現很多的報紙,社會上一片欣欣向榮。我們只是一介學生,尤其是個出家人,對社會能做出什麼貢獻呢?我認為,就是寫文章。
所以,我雖然沒有見過鈔票,但是我從報章雜誌、文章書籍裡增廣見聞,於是我寫了〈鈔票旅行記〉;我即使從未離開過寺院,也不懂得現實世界裡生命的爭戰,只知道我們寺院裡面有一隻貓子抓老鼠,我見景生情,寫下了〈平等下的犧牲者〉,就想為小生命鳴不平。當然這些文章都發表了,所以也很感謝那時候的因緣。
但是我到了二十歲以後,也曾有一個挫折。因為我有一位學長智勇法師,他跟我共辦了《怒濤》月刊,他寫作之快,就如過去古人說「下筆千言,倚馬可待」,一篇萬言的文章,他總能輕而易舉地交卷。那本《怒濤》月刊,可以說大部分都是他的稿件。我忽然感到自卑,覺得我愧不如也。
之後,凡是他叫我寫文章,我就說「你來啦!」他要我寫個評論,我就說「你代我寫!」在他前面,我不敢舞文弄墨了。本來共同合作《怒濤》月刊,是因為志同道合,想為佛教創立未來的新風氣,但在意志上,我卻覺得慚愧,感到不能與他相比,所以一度覺得不必丟人獻醜,遲遲不敢寫作。我們編了十八期的《怒濤》以後,在南京華藏寺為新佛教開始了一段革新運動。後來,我就到了台灣。
與智勇法師分別後,我覺得寫文章沒了壓力,好像就有一點活躍起來。尤其在掛單的中壢圓光寺,正是台灣佛學院舉行畢業典禮的時候。創辦人妙果老和尚要我替他代筆,寫一篇〈回顧與前瞻〉的文章,要登在畢業紀念冊裡。為了報答他的收留,我就快速把文章完成了。
看過文章後,老和尚不放心,因為他是台灣人,對漢學不是有很深的研究,就把文章拿給教務主任圓明法師看,問他:「你看這篇文章是誰寫的?」圓明法師看了以後,坦白跟他說:「應該是出於東初法師之手。」我當時才二十三歲,所以妙老一聽,就非常稱心快意,覺得我能代他六、七十歲的高齡,寫出他的教育理念,還能夠跟有德有望的東初法師相比,因此他對我就更為重視愛護。不但讓我替他到法雲寺看守山林,帶我到苗栗客家村莊去傳道,尤其,他當時是新竹縣佛教會的會長,服務地區包括苗栗和桃園,我就幾乎成為他的秘書,幫他處理這些地區的佛教文件。
那時候的事務也不是很繁忙,年輕人總想有個事情可做,我又非當家、又非知客,在寺院裡面除了早晚課誦,百無聊賴,因此,就為台北的《自由青年》、《今日佛教》投稿。後來,佛教裡有了《覺生》、《覺群》、《菩提樹》、《人生》等雜誌,我感覺到我的園地很多,就不斷在這些園地裡播種,那時候沒有一點圖利的心,只要自己的文章能印成鉛字,看起來就很夠味了,可以說,比吃珍饈美味的飲食還要令人歡喜。
記得,我替老和尚看守山林的時候,白天,我只能看看森林裡穿來插去的猴子和松鼠,計算著時間,等候寺中送來的飯食;夜晚,我只有聽聽風吹松柏以及貓頭鷹的叫聲,就住宿在山間的草棚中。為了不讓寶貴的青春與生命無謂地虛度,我就在那只能容身一人的草棚中,伏在亂草堆旁,寫成了《無聲息的歌唱》,這也是我的第一本著作。甚至,在新竹青草湖從事台灣佛教講習會的教務工作時,利用零碎時間,翻譯了日人森下大圓的著作,出版《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
所以後來《中央日報》也要我去做記者,甚至《自由青年》的發行人錢江潮先生,還親自從台北到圓光寺來面邀我,到他的雜誌社擔任編輯。但,這些邀約我都推辭不去,為什麼?因為我要把和尚做好。因此,後來讀到古德「昨日相約今日期,臨行再三又思惟,為僧只宜山中坐,國士宴中不相宜」的詩偈,就頗為印心,古代大德辭卻社會的功名富貴,入山深居,在淡泊裡養護身心,我好像也有了過去古德的這種心情、言行。雖然當時,我一無所有,貧無立錐之地,但我知道自己,必能在佛教裡有所貢獻。因為我不懶惰、不推諉、不敷衍,無論什麼事情,只要與佛教、常住的利益有關,我都直下承擔。
也因為這樣的性格,我後來為《人生》雜誌義務編輯了六年;在《今日佛教》八個社委中,被推為首席。不但編輯、寫稿、發行,都是我一個人,那時候,也不知哪裡來的精神毅力,甚至還去幫忙其他的佛教雜誌寫稿。大概因為這樣的關係,獲得《覺世》旬刊創辦人張少齊長者的欣賞,他邀請我擔任《覺世》旬刊的總編輯。就這樣,我一路走上了寫作的道路。
管理就是「不管理」
常有人讚歎佛光山的管理有序,是一個無諍的團體,就問我:「您是怎麼樣管理的?」一時之間,叫我還真難以回答。因為「法無定法」,管理哪裡有一定的成規呢?假如要說有根據的話,那就是佛教的戒律了。但是佛教的戒律,又由於地理、時代、氣候、習俗等等不同,也不能一以概之。若說要用清規,也由於人員的不同、事業的不同,各種性格,為了適應種種差異,需要有所變化。
因此,「管理」沒有辦法用一個法就可以來總括說明,全在於一種「存好念」、「與人為善」、「從善如流」,一切為人去設想。
就好像政治,它是為民服務的,不是用權力來壓制的;如果是服務的政治,一定是皆大歡喜;反之,壓制的政治,必定也招致反抗。所以我常說,我的管理學完全是順乎自然吧!因為我總想,天有天的性格,地有地的性格,人有人的性格,物有物的性格,你能順應天時、地利、人和,並且活用,那就會皆大歡喜了。
台灣大學曾有人發起要我去講授「管理學」,很慚愧,你要我講說,我還真不知道從何講起,因為我平常待人處世,大概只有一個「誠」、一個「理」,講究信用、講究尊重,若要講學術理論,我就不知道如何講了。
一般講管理,大概不離管財、管事、管人;其實,人在世間上不是一定為金錢來服務的,錢再多也不能滿足人的欲望,我想,給人尊重、給人方便、給人歡喜,那是最容易讓人滿足的了。所以我跟人相處不容易起紛爭,主要是因為我總是因人、因事、因種種的不同,而給他適當合理的交代就好了。
說到「管理」,我的管理就是「不管理」。這句話聽起來好像不太合理,不管理的社會團體,不是更混亂嗎?其實不然也。道家講「無為而治」,佛教講「自我覺悟」,每一個人能夠自我覺悟,就是自己管理自己,每一個人都是管理師,何必要什麼「管理學」呢?
現在的時代,管理學非常普遍,有學校管理、醫院管理、工廠管理、財務管理、人事管理……到處都是管理學。管理學的類別很多,其實真正的管理,就是「不管理」。因為有的人越管理越亂,不管而管,才是高招;再者,管理的人固然要高竿,被管理的人也不能太自我,被管理的人要靈巧、要有自覺,這樣就好管理了。如果一個再好的領袖,遇到愚鈍者,他也會束手無策,或者優秀幹部,遇到不好的主管,他也難以發揮才能,這對雙方而言都很麻煩。所以,管理不是個人的事情,是需要團隊一起成就的。
好比有一次我在美國西來寺,有一個徒眾反應不過來,我問他:「你學什麼的?」他說:「我是學管理的。」我就想到,管理財務容易,因為金錢不講話;管理事務也容易,因為事也不講話;管理人這就很麻煩了,因為人有意見,有看法。但事實上,管人也還容易,真正難管的是管「心」。所以我常說,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心」的管理。
說到管理,無論是金錢的管理、人事的管理、物品的管理,要想到管理,一定要了解到「因果」,所謂「因地不正,果招迂曲」,如果你一開始沒有把方法、制度訂好,當然問題就會不斷地發生;假如事先訂定的法制,都能夠適合大家的需要,後面的情況就自然簡單無事了。
權錢分責自無諍
金錢的問題,在佛教裡,連沙彌都要受持「不捉持金銀寶物」,這在過去社會的僧團,沒有銀行存款儲蓄的問題,當然可以做得到。但是,現在時代不同了,需要有合理的經濟,才能有合理的生活。我自己出身貧苦,養成不要錢的習慣,但也有人窮苦多了,需求多了,就養成了貪婪的習性。所幸,我因為「空無」已經成為生活的重心,所以在金錢上,我也以「空無」來對付。
但是,個人可以空無,建寺安僧就不是空無能解決,必須要有一個健全的財務管理制度。而我的財務制度就是:「有權力的人不可以管理金錢;管理金錢的人不可以擁有權力。」也就是說,有權的人用錢,要用得有理;管錢的人沒有權,管理也要管得有分寸。
佛光山早期的一級主管,他們參與建寺開山,有人負責建築,有人負責教育,有人負責文化,有人負責生活,他們都握有很大的權力,但是他們不能涉及到金錢的存取。金錢都由小職事擔任管理,而這個負責管理金錢的人,受有權力者的節制,使用的時候,有權的人不能隨便動用金錢,一樣要經過層層的溝通,才能動用大筆的金錢。
初期,我對教團的錢財是怎麼管理的呢?曾經我把錢放在屏風後面,集合徒眾,對他們說:「你們要多少錢,就到屏風後面拿。你拿一塊錢,我不會說你拿得少;你拿一萬塊,我也不會說你多拿了。錢,是給你們用的,你覺得自己需要用多少錢,可以到屏風後面去自由拿。」所謂「各取所需」,就是用錢之道。
其實,徒眾們都知道常住的財務是很艱難的,所有的物資都是來自十方,也用之於十方,特別是開山五十多年來,一直到現在,常住一再的建設、工程,可以說,天天都在張羅款項,常住大眾誰敢浪費金錢呢?
我主要的意思,不是要讓大家不買、不用,但是在常住裡,已供應我們有吃、有穿、有日常用品,也有醫療制度,金錢對我們來說還有什麼用處呢?所以我記得,從五十年前一百多位徒眾,到三十年前一千多個徒眾,循序走到最後,放在那裡的十萬塊錢,都沒有減少多少。
所以在佛光山,不當的使用金錢、貪污……,一概沒有這種事情發生。這都是因為小職事把關,有權的長老使用金錢的時候,他們也會向常住依法申請處理,財務清清楚楚,才能讓有權力的人不隨便使用金錢,大家才能相安無事。因此山上的職事,從當初的心平、慈莊、慈惠、慈容等,他們沒有跑過銀行,也沒有記過帳目,大家都只是想到常住沒有錢,必須克勤克儉,佛光山才能有未來。
關於財務的運用,我是覺得國家應該要富有,我們團體應該要貧窮,特別是寺院道場。所以我的信念是要「讓佛光山窮苦」,窮苦才能生存長久。
因為金錢可以成事,也可以壞事,如果錢多了,會生事端,就會產生不肖的子孫,好比很多的有錢人家子弟,就是因為錢財太多,沒有好的結局,這就是我主張佛光山要窮的原因。沒有錢、貧窮,佛光山之所以無諍,這就是最重要的理由。所以數十年來,都沒有人敢在佛光山說要當家管錢。但假如有存款了,也要周告大家,讓大家知道應該要如何運用,必須集合眾議,才能動用大額的公款。
不過,「不要錢」不是很圓滿的觀念,要知道即使有錢也是大眾的,不是自己的。所以,有時錢來了,你也不能隨便就把它花費了。
安貧無我應萬方
因此,我想到一些花錢的事業,那就是辦大學、辦電視台、辦報紙等文教事業。這些都是無底深坑的事業,無論貼下去多少錢都不夠用,所以佛光山永遠都要為了要辦這些文教事業,同時又要辦救濟、辦施診醫療、辦養老育幼等等而努力,因此,佛光山幾十年來一直鬧窮。
但是,沒有關係,窮才會奮發、窮才有力量、窮才肯上進。如果你貧窮,又不奮力上進,大學就沒有了,電視台就沒有了,報紙就沒有了,一切都沒有了,你還能生存嗎?所以佛光子弟都知道自己的任務,任重道遠,大家都得努力撙節開支、開源節流、大公無私,一切以社會服務為主。
貧窮還有一個好處,有的人一有了錢,修道就會出問題。例如:你稍微管理他嚴格一點,他就生氣,一生氣就走了,或者賭氣說:「我有錢,我自己到別處去建寺廟。」或者說:「我可以買飛機票到國外去旅行,我不要受你管理。」這樣就不能安住守道,這個人就會因為有錢而失敗。相反地,假如他貧窮、沒有錢,無處可去,可能他忍耐一下,過了明天,事情又有不一樣的情況了。
所以,有錢會作怪,必須要有大道德、大智慧、大慈悲、大包容、大根器的人,才有資格擁有金錢。如果金錢用之於公家,用之於大眾,大都平安無事;假如用於自己,有了錢,會使人自私好吃,有了錢,會使人懶惰玩樂,一個好吃、自私、玩樂、懶惰的人,你說,他還會成器嗎?貧窮、淡泊是美好的生活,尤其一個修道的人不可以有錢,這是不變的原則。因此,佛陀一直警告我們要「少欲知足」,就是這樣的道理。
金錢不要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有道德、你要有學問、你要有能力、你要有智慧、你要有慈悲,因為那許多都可以化為金錢。就等於世間上的人,有的人只喜歡向錢看,其實比金錢重要的更多。例如健康,你有錢不健康,有什麼用呢?例如歡喜,你有錢不歡喜,有什麼用呢?例如平安,你有錢不平安有什麼趣味呢?
所以,健康、歡喜、平安、幸福比金錢重要。你不可能用金錢來換取自己的健康、歡喜、平安、幸福。金錢多了,不見得幸福歡喜,要從平淡的生活裡,找到幸福歡喜。就是有了錢,這也不會妨礙我們人生的觀念,不依金錢作威作福,不依金錢恃財傲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