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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史料關鍵,立論分析精采,破解玄武門之變真相。
觀點新穎,文筆流暢,重建唐高祖在中國歷史上的位置。
唐高祖李淵是大唐王朝的建立者,隋末天下大亂之際,他不露聲色,招兵買馬,積聚人才,當情勢成熟後,他揭竿而起,率眾起義,最終奪取天下。
李淵(五六六-六三五)是唐代開國帝王,對唐初政治、經濟、文化等有很大很大貢獻,但可惜沒能儘早處理繼承人問題,眼見太子李建成與各嫡子明爭暗鬥卻一再縱容,未加控制,最終引爆「玄武門之變」,讓位李世民,退居為太上皇。一般史書對李淵的記載,不如家喻戶曉的唐太宗、唐玄宗,加上古代文獻多半貶高祖、抬高太宗,對李淵一直未有公正評價。八○年代後雖有學者開始關注,但相較太宗、玄宗,唐高祖的研究顯得相形見絀。
本書忠於史料,參考各方學者研究,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評價唐高祖,糾正以往史籍對李淵的偏見,讓讀者了解他在中國歷史上發揮的作用及其應有的歷史地位。
本書特色
★作者全面性對史料的掌握和參考非常完整,分析也很合理;而關於玄武門之變問題的闡述也是非常有價值的。
★本書觀點新穎又文筆流暢,值得一讀。
★讓讀者正確認識唐高祖在歷史上發揮的作用及其應有的歷史地位。
牛致功
牛致功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1956年畢業於西安師範學院歷史系。曾任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統、教研室主任、後為該校唐史研究所教授,1994年退休。在工作期間,除了認真完成教學任務外,還努力從事史學研究。自1965年以來,共發表史學論文九十餘篇。
導 讀
第一章 初登歷史舞台
歷史進程的要求
初露鋒芒
第二章 從太原留守到大將軍
準備行動而不露聲色
誓師起兵
第三章 利用李密,排除關東的威脅
李密與瓦崗軍
智勝李密
落井下石,謀殺李密
第四章 勇往直前,智取霍邑
進攻霍邑的決策
攻取霍邑
第五章 進軍關中,立代王侑為帝
對河東攻而不取
兵分兩路,發展勢力
奪取隋都
從大丞相到皇帝
第六章 鞏固關中
奪取河東
平定薛氏父子
不戰而取河西
第七章 打敗劉武周,太原失而復得
劉武周的強大
長安面臨威脅,高祖親自為李世民出征送行
第八章 東進中原,圍洛打援
統一中原的先遣者李神通
隋唐之際的洛陽
竇建德援洛及其失敗
第九章 沿江東下,攻取江陵
蕭銑割據長江中游
攻取江陵,統一長江中游及嶺南
第十章 統一長江下游與東南
杜伏威領導的起義軍及其他江淮勢力
輔公祏的反唐與失敗
第十一章 消滅劉黑闥和徐圓朗起義軍
劉黑闥起義
李建成消滅劉黑闥
第十二章 平定梁師都,完成全國統一
梁師都建國稱帝
太宗平定梁師都
第十三章 唐朝的建立與突厥
太原起兵與東突厥
唐政權的鞏固與東突厥
統一戰爭與東突厥
唐與西突厥
第十四章 開創歷史發展的新階段
唐以前歷史發展的概況
恢復發展賦役制度
貨幣制的發展
承前啟後的唐律
確立唐代的官制
恢復發展科舉制度
恢復發展府兵制度
發展傳統文化
唐初各種制度的社會作用
第十五章 「貞觀之治」的奠基人
「貞觀之治」的歷史地位
重視歷史的經驗和教訓
重視納諫
羅致人才
輕徭薄賦,發展生產
武德政治的歷史作用
第十六章 智勇兼備的政治家、軍事家
隋末善於應變
欲做皇帝而不露鋒芒
統一全國的戰略部署者
並非完美的英雄
第十七章 玄武門之變與高祖讓位
高祖助長了李世民勢力的膨脹
太子、秦王兩大集團的形成
兩大集團矛盾的激化
玄武門之變
第十八章 太上皇的歲月
地位一落千丈
弘義宮的被軟禁生活
第十九章 怎樣看待與高祖有關的歷史文獻
記載失實或互異的原因
太宗怎樣干預修史
歪曲歷史,篡改 實錄
後 記
附 錄 唐高祖李淵大事紀
第一章 初登歷史舞台
在唐代的皇帝中,唐太宗、唐玄宗早已家喻戶曉,史學界對其進行研究者也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有關唐太宗、唐玄宗的專著也有多種。但是,對於開國皇帝唐高祖的認識,由於古代文獻貶低高祖,抬高太宗的影響,至今還有對其進行完全公正的評價。八○年代以來,雖然已有一些學者開始注意這方面的問題,也出現了一部分較好的論文,但和對太宗與玄宗的研究來說,還是相形見絀。本書想根據筆者掌握的資料,參考其他有關學者研究的成果,對高祖進行實事求是的評價,試圖糾正以往史籍貶低高祖的偏見,以便人們正確認識唐高祖在歷史上發揮的作用及其應有的歷史地位。
歷史進程的要求
唐高祖,姓李名淵、字叔德,因其死後的廟號是「高祖」,所以,後來的史書都稱其為唐高祖。唐高祖生於北周天和元年(五六六),死於唐貞觀九年(六三五),也就是從南北朝末期到唐朝初年。這段歷史,正是中國的歷史從分裂走向統一的時代。唐高祖正是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統一是大勢所趨
東漢滅亡以後,三國分裂的局面逐步形成,中間雖然經過西晉的短暫統一,但僅僅三十六年,又出現了東晉與十六國的並立,繼之又是南北朝的對峙。如果從西晉滅亡算起,持續二百七十多年的分裂狀態必須結束。這是什麼原因呢?
首先,長期以來形成的傳統文化使人們嚮往統一,反對分裂。中國的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內容豐富。秦統一六國後,實行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進一步提高了傳統文化的凝聚力。這種凝聚力就是統一的紐帶。例如,共同的文字,可使人們具有提高文化素質的同一手段,共同的道德觀念,可使人們具有相同的是非標準。對統治者來說,無不想取得為人們所公認的正統地位。南北朝時,南朝的《宋書》,視北魏為「索虜」,專立《索虜傳》敘述北魏的歷史。《南齊書》中有《魏虜傳》,顯然也是貶魏。該書對北魏建國稱「僭稱魏」,還有什麼「偽太子」、「偽太后」、「偽尚書」等稱謂,這樣寫的目的當然是要說明南齊的正統地位。反之,北朝的《魏書》也針鋒相對,反唇相譏。專立什麼《僭晉司馬睿傳》、《島夷桓玄傳》、《海夷馮跋傳》、《島夷劉裕傳》、《島夷蕭道成傳》、《島夷蕭衍傳》等等。
同時,還譏諷司馬睿是「竊魁帥之名,無君長之實」,只不過是「一方小盜,其孫皓之不若矣」。1這無疑說明北魏也自認為是中國的正統王朝。統治者爭取正統地位,當然是為了要做統一國家的皇帝。
儒學是傳統文化的主要內容。南北朝時,由於政治上的分裂,儒學的發展也受到影響,有人指出:「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王弼)、《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顗(杜預)。河、洛《左傳》則服子慎(服虔)、《尚書》、《周易》則鄭康成(鄭玄)。《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2按照著名史學家的解釋:「這些話實際是說,北方保持東漢(古文經學派)的學風,南方發展魏晉的學風。」南北差別很大,「北方經師說經,墨守東漢經師的家法,講明訓詁章句,不敢在家法外別出新義,是一種保守的停留在書面上的學風。南方經師,兼採眾說,闡發經義,貴有心得,不拘家法,是一種進展的從書面進入書裡的學風。大抵北方經學崇尚鄭(玄)學,排斥王(肅)學,當然更排斥玄學;南方經學不僅鄭王兼用,並兼採玄學。」3南北儒學的不同,自然各自認為自己代表儒學的正統,希望對方接受自己的觀念。南北人們觀念的差別,反映在史書中,又體現了史學家的不同的歷史觀。這一切說明,政治上的分裂,影響著文化的發展;文化的發展,從思想上要求政治上的統一。
其次,民族融合的發展需要統一。西晉以後,大量的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地區,民族關係錯綜複雜,但在長期的共同生活中,由於中原地區先進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影響,再加互相通婚,到南北朝後期,民族界限就逐步縮小以至消失。但是,經過長期的民族融合以後,中原的地區文化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漢族文化,而是在傳統的漢族文化中增加了許多少數民族文化的內容。這就是說,一方面是少數民族的漢化,一方面是漢族的胡化。這兩種傾向的互相結合,使傳統文化增加了新的內容。北魏開始的均田制,就是鮮卑貴族推行的促進民族融合的政策之一;西魏開始的府兵制度,就是鮮卑貴族與漢人上層分子在政治上合流的政策;關隴集團的形成與隋、唐皇朝的相繼建立,是鮮卑貴族與漢族統治集團合流的標誌。
不難看出,從北魏開始的鮮卑族與漢族的民族融合,到隋、唐初兩族統治集團的合流,正是一個由分裂到統一的過程。從這個過程看來,民族界限的消失,意味著分裂因素的削弱;反之民族融合的發展,要求由分裂走向統一。
再者,政治經濟的發展更需要統一。南北朝後期,除了南方的陳朝以外,江陵(今湖北江陵)還有後梁,北方有北齊和北周。幾個政權同時並存,實際上是把中國分裂,幾個政權都是地方割據勢力。在割據勢力中,腐敗的政權嚴重地影響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例如,北齊「自河清(五六二~五六四)之後,逮於武平(五七○~五七五)之末,土木之功不息,嬪嬙之選無已,徵稅盡,人力殫,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負薪以足之,數既窮矣,又為惡以促之,欲求大廈不燔,延期過歷,不亦難乎」!4陳與北齊大體類同,「後主生深宮之中,長婦人之手,既屬邦國殄瘁,不知稼穡艱難。……賓禮諸公,唯寄情於文酒,昵近群小,皆委之以衡軸。謀謨所及,遂無魚鯁之臣,權要所在,莫匪侵漁之吏。政刑日紊,屍素盈朝,耽荒為長夜之飲,嬖寵同艷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眾叛親離,臨機不寤……」5這樣的政權,只能激化社會矛盾,阻礙生產的發展。
與此同時,北周則進行了多種社會改革,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個方面都有新的起色。隋文帝滅北周後,又從刑法、吏治、選拔人才、發展生產、戶籍、兵制等各方面進行了改革。正因為如此,北周統一了北齊,隋統一了梁陳。這種統一,實際上是先進的政治、經濟、文化對落後地區的促進,也就是清除了相當廣大地區阻礙社會前進的障礙。無疑,完全符合歷史前進的要求。
歷史的前進需要全國統一。隋文帝順應了歷史前進的要求,完成了統一全國的任務。但是,統一國家的歷史作用尚未充分發揮,就被隋煬帝的倒行逆施所中斷了。要想使統一國家的歷史作用充分顯示出來的,必須再把統一局面恢復起來,唐高祖正是在這方面為歷史的前進做出了貢獻。
(二)恢復中斷了的統一
隋煬帝繼位以後,縱情聲色、窮奢極欲,特別是興師動眾,大肆徵發徭役,遠遠超出了勞動人民的承受能力。
當時,隋朝有「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有關史書認為「隋氏之盛,極於此也」。6最盛之時,全國才有四千六百多萬人,僅進攻高麗的戰爭,直接、間接參加者就有三四百萬。其他方面,如修長城、開運河、建東都等等,更是難以計算。但是可以肯定,大部分青壯年勞力都離開了生產崗位。這是對生產力最嚴重的破壞。「耕稼失時,田疇多荒」,7正是生產力遭到破壞的實際情況。大量勞動者不能從事生產,直接的後果首先是勞動人民缺衣少食。《隋書‧食貨志》載:「天下死於役而家傷於財。……疆場之所傾敗,勞敝之所殂殞,雖復太半不歸,而每年興發,比屋良家之子,多赴於邊陲,分離哭泣之聲,連響於州縣。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饑餒,婦工紡績,不足以贍資裝。……宮觀鞠為茂草,鄉亭■其煙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不僅如此,更加「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以致「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為盜」。8這樣一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也就不可避免了。
農民起義爆發以後,隋朝的很多地方官員也都割據一方,稱王稱帝,使隋煬帝陷於眾叛親離之中。既然隋煬帝政權失去了控制全國的能力,不言而喻,統一國家的歷史進程自然中斷了。
隋末農民起義分布很廣,但沒有像秦末、漢末那樣,形成橫掃全國的強大力量,即使是最強大的瓦崗軍,也僅限於在中原一帶活動,至於竇建德的河北起義軍,杜伏威的江淮起義軍,更沒有超出太大的範圍。這樣,就給各地割據勢力的存在留下了空隙。農民起義軍與割據勢力並存,戰爭連綿不斷,使國家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很需要有人出來順應歷史前進的要求,結束這種分裂狀態。唐高祖正是這樣應運而生的人物。
唐高祖有遠大的政治眼光,他從太原起兵,避開農民起義軍的鋒芒,直取長安。在隋煬帝被殺後,他建立唐朝,成為唐朝的開國皇帝。但是,他並不滿足於皇帝的地位,而是逐步統一全國,恢復發展各種制度,使勞動者回到生產戰線上去,穩定社會秩序,為歷史的繼續前進開闢了道路,使統一國家的歷史作用得到充分發揮。
當時,除了唐高祖以外,沒有第二個人在這方面顯示出才能。由於唐高祖完成了歷史所賦予的使命,所以,他的歷史功績是應當肯定的。
初露鋒芒
李淵出身於貴族家庭,他乘隋朝政權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的時候,對隋煬帝陽奉陰違,盡量爭取其信任,為後來實現自己的野心取得了立足之地。李淵妻竇氏,為李淵走上歷史舞台發揮了促進作用。
(一)家世
關於李淵的家世,不少學者都有深入的研究,有人「確認李氏出自拓跋族」。有人認為「李唐氏族若僅就其男系論,固一純粹之漢人也」。9但以「女系母統言之,唐代創業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為獨孤氏,太宗之母為竇氏,即紇豆陵氏,高宗之母為長孫氏,皆是胡種,而非漢族」。10若追根溯源,「李唐血統其初本是華夏,其與胡夷混居,乃一較晚之事實也」。11胡如雷教授分析了各家的意見,然後做出結論說:「既然李氏一族在長期的民族同化過程中已經漢化了,即令他們在唐代還保留了某些胡族的習俗和遺風,我們也只能目之為純粹的漢人。更何況李氏自己也不願承認出自蕃姓呢?其次,就血統而言,子女的體貌特徵可以繼承父母雙方,且有隔代遺傳,既然李氏素與胡姓通婚,『狀貌類胡』亦可來自母系方面,所以不能斷定李氏祖先必係胡族。其實,竇氏,獨孤氏和長孫氏,本身也早已漢化,到隋唐更沒有理由把他們看作少數民族了。」12這個結論,符合魏晉南北朝以來民族融合的歷史進程,是科學的結論。
關於李淵的籍貫,《舊唐書》卷一《高祖紀》與《冊府元龜》卷一《帝王部》均記載其為隴西狄道(今甘肅臨洮)人,《新唐書》卷一《高祖紀》則記載其為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西北)人。據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考證:李唐先世「或為趙郡李氏徙居柏仁(今河北隆堯西南堯山鎮)之『破落戶』,或為鄰邑廣阿(今河北隆堯東)庶姓李氏之『假冒牌』。既非華盛之宗門,故漸染胡俗,名不雅訓。於北朝太平真君(四四○),南朝元嘉(四二四~四五三,這裡具體指四四○年)之世,曾參與弘農(今河南靈寶北)之戰,其後並無移鎮及家於武川(今內蒙古武川西)之事。
迨李虎入關,東西分立之局既定,始改趙郡之姓望而為隴西,因李抗父子事蹟與其先世類似之故,遂由改托隴西,更進一步而偽稱西涼嫡裔。」13看來,史書記載李淵為隴西人並非沒有根據。
李淵家族雖然早已世代為官,但真正顯貴起來是在西魏時期,李淵的祖父李虎是其家族飛黃騰達的關鍵人物。西魏時,李虎被賜姓犬野氏,官至太尉,與宇文泰、元欣、李弼、獨孤信、于瑾、趙貴、侯莫陳崇等人,共為八柱國。周閔帝時,李虎雖然已死,又被追封為唐國公。李虎子名李 ,襲唐國公,官至周安州(治所在今湖北安陸)總管,柱國大將軍,楊堅為相時,使其復姓李氏。李 就是李淵之父。
李淵於北周天和元年(五六六)生於長安(今陝西西安),七歲襲唐國公,成年後,灑脫豁達,性情直爽,寬仁容眾,不論貴賤,都可與其交往。隋代周後,他為千牛備身。隋文帝獨孤皇后是李淵的姨母,故而李淵頗受隋文帝青睞。他歷任譙州(治所在今安徽亳縣)、隴州(治所在今陝西隴縣)、岐州(治所在今陝西鳳翔)等三州刺史。大業(六○五~六一七)初年,又先後為滎陽(治所在今河南滎陽),樓煩(治所在今山西靜樂)二郡的太守。大業九年(六一三),遷衛尉少卿。當隋煬帝進攻高麗時,李淵為之督運軍糧於懷遠鎮(在今遼寧遼陽市西北)。在楊玄感將要發動反對隋煬帝的戰爭時,其從征高麗的兄弟都從前方逃回,李淵有所覺察,向隋煬帝告密,隋煬帝很快班師。於是,隋煬帝以李淵為弘化郡(治所在今甘肅慶陽)留守,並命關右諸郡兵皆受其節度,以便防備楊玄感西進。
(二)賢內助竇氏
竇氏是京兆平陵(今陝西興平)人,其父竇毅,在北周為上柱國。竇毅妻是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陽長公主,竇氏自然就是周武帝的甥女了。竇氏聰明賢慧,喜愛讀書,她讀過的書都不會忘記,所以武帝對其甚為喜愛,將其養於宮中。武帝不得已而以突厥女為皇后,當然很不滿意。竇氏勸其舅父必須委屈求全,以便減少北方的威脅,可全力對付北齊和南陳。後來,隋文帝取周而代之,竇氏憤憤不平地說:「恨我非男子,不能拯舅家禍。」竇毅立即掩其口道:「毋妄言,赤吾族!」14竇毅感到其女與眾不同,不可隨意許配於人,必須認真擇婿,遂於門屏畫了兩隻孔雀,約定凡射兩箭能各中一孔雀目者,方可為婿。
前後有數十人求婚,均未如願。後來,李淵連發兩箭,各中孔雀一目,竇毅喜悅異常,遂將其女嫁於李淵。
竇氏對李淵在政治上的發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一次,隋煬帝看到李淵面部皺紋很多,遂呼他為「阿婆」。李淵悶悶不樂地回到家裡,竇氏問其原因何在,他遲遲不作回答,迫不得已,最後才很不高興地說:「帝目某為阿婆面。」聰明的竇氏立即相賀道:「這是吉兆。你襲封唐國公,『唐』之為言『堂』也,阿婆面是『當主』。」15言外之意,當然是指李淵應做皇帝了。實際上這是竇氏幫助李淵提高了應變能力。
竇氏喜愛書法,所書與李淵書法類似,有人難以辨別。在政治上,他極力促進李淵事業有成。大業年間,李淵有駿馬數匹。竇氏勸李淵道:「上好鷹愛馬,公之所知,此堪進御,不可久留,人或言者,必為身累,願熟思之。」李淵猶豫不決,果然為煬帝所指責。不久,竇氏去世,終年四十五歲。李淵回憶竇氏的建議,深感竇氏很有見地,遂多次求取鷹犬進獻煬帝,頗得煬帝歡心,不久,李淵即升為將軍。於是,李淵流著眼淚對諸子說:「我早從汝母之言,居此官久矣。」16由此可見,如果竇氏晚死數年,可能對李淵建唐有更多的幫助。
導 讀
提到唐朝的皇帝,我們最先想到的名字可能是唐太宗李世民、武則天和唐玄宗。李世民不但在建國戰爭中功業卓著,外交上還被北亞游牧民族尊為「天可汗」,而且有接納諫言的度量,最後留下「貞觀之治」的美名。武則天則是中國史上唯一登基稱帝的女皇。在唐玄宗治下,唐朝出現轉捩點,爆發了安史之亂。他和楊貴妃的故事,更被寫成文學作品,傳頌後世。相形之下,唐朝開國的第一位皇帝高祖李淵,較少受到重視,常常只是作為李世民之父的角色,融入兒子的生平背景,以致後人很難了解這位李唐王朝第一人的性格與作為。
之所以形成這種狀況,源頭在於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殺死同胞兄弟,逼迫父親退位,自己登上皇位。這場軍事政變乃是兄弟爭奪帝位的流血衝突。雖然從現實政治的角度視之,爭奪權力乃人之常情,不擇手段亦不足為奇,但演變成誅滅兄弟全家,取父親之位而代之,在人情義理的正當性上很難自圓其說。當時經歷這場劇烈鬥爭的人們,即使在局勢底定後,迫於勝利者的權勢不敢多言,但心裏自有評斷,未必認同太宗的作為。這也在太宗心底投下了陰影。
李世民是個貴族階級的武人青年,屢立戰功打下江山,最後更排除對手,成為皇帝。因此他志得意滿,認為自己的功業無人可比。但他慢慢了解到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有著「以史制君」的傳統,即君主的言行舉止,無論善惡對錯,都將記錄在史書中,留供後世評斷。當李世民的權勢達於顛峰,他更牽掛後世的名聲與評價,即歷史定位。而他最在意的事,就是自己取得皇位的正當性。所以在父親死後五個月,他開始想知道朝廷修撰的史書,如何記載和詮釋他取得皇位的過程和手段。
朝廷的史官編寫近現當代的史書,由於事涉在世的人物,為避免遭受當事人或後裔子孫的干擾,所以不讓外界得知內容。但太宗以絕對至上的權力提出要求時,史官終究屈服,上呈史書給皇帝。李世民讀後,特別針對玄武門之變的記載,下令重新編寫。由於後世所知有關唐初的歷史,追本溯源,大多來自這批資料,既然這些內容已經被太宗下令修改以符合他自己的觀點,那麼其中涉及父親李淵、長兄李建成的記載,從太原起事到玄武門之變這十年的史事,可能都被刻意改寫,以形塑李世民的正面形象,貶抑其父兄的性格與成就。因此宋代以降到現代的史家並不輕信這些記載,而是抱持批判的態度,對李淵父子開國到兄弟相殘、皇位交替的這段歷史,往往嘗試從被纂改的史書中找出殘留的跡證,重建歷史的真相,還給李淵和李建成一個公道。本書以李淵為主角,也秉持這個立場。讀者展卷之際,不妨思考李淵在唐朝建國的過程中,究竟扮演什麼角色,發揮哪些作用,以及他對兩個兒子的態度為何。
閱讀本書時,讀者除了可以體會作者如何回復李淵的清晰面目之外,還有兩點值得注意,即這個時代的歷史背景:地域上,關中地區與黃河下游之間敵對的歷史以及征服與被征服的關係;還有權力上,集權政府和地方社會的互動,以及統治與被統治階級的抗衡。
首先,關於地域。李淵身為隋朝的北疆重臣,從山西太原起兵,南下進入關中,奪取長安,以此作為逐鹿中原的基地。長安不只是隋朝的都城,更重要的是關中從北魏末年以降,孕育了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關隴集團。這個集團由北魏的鮮卑軍人領導,他們從外地來到關中,進一步與當地的漢人結合,建立北周政權。正是這一支軍事力量及其立足的根據地,在其後數十年間統一天下:北周先擊敗以洛陽為核心的北齊政權,將領土向東擴展到黃河下游。隨後,楊堅篡奪北周,建立隋朝,出兵征服南方的陳朝,重建統一帝國。當隋末陷入紛亂,最早爆發叛變的地方正是過去北齊的統治區域,尤其今山東、河北一帶,因為當地人民被強力動員去建設洛陽和運河、征伐高麗。
對當地民眾來說,這是征服者的剝削和役使。對東向以臨天下的關隴集團來說,如何壓制被征服的土地,掌控和運用其人力與資源,則是關鍵的議題。從這個角度來看,隋朝之所以大興土木,建設難攻不落的洛陽城,興修倉儲屯積米糧,開闢運河,都旨在控制黃河下游和江、淮這些被征服的土地和人民。讀者可在本書讀到以奪取洛陽為目標的眾多戰役,以及來自關隴的李唐軍隊如何一再出兵討伐山東、河北的軍事力量,其背後都有此一地緣政治的因素。甚至在唐朝開國之後,政權核心的關中,如何與山東、河北以及江、淮互動,始終都是關鍵的議題。
其次,關於權力。隋朝末年,各地出現的反抗勢力超過一百以上,從各自獨立到逐漸統合,規模約數萬到數十萬人。這些勢力之領袖的出身背景,有部分是隋朝的地方官員,還有部分是世家大族。兩者都是掌握權力的統治階級。相形之下,絕大多數反抗壓迫的地方勢力來自被統治的階級,即基層民眾的「叛亂」,本書多稱為「農民起義」。過去對這些叛亂或起義的解釋,多著眼於隋朝大規模動員百姓,徵調物資和人力,進行土木工程和發動戰爭。但這種觀點其實是將隋的興亡歸咎於帝王個人的性格與作為,即隋的國力富強是隋文帝節儉的成果,但毀於煬帝的奢侈揮霍。這個看法讓人忽略了重大的歷史變遷,即隋朝重建帝國,不只兼併各有不同歷史傳統的土地,而且建立中央集權的政府,推行統合的政策與劃一的制度,以強力的政令系統介入地方社會:一方面打擊在魏晉南北朝三百年間成長茁壯的世家大族,強化國家的權力,一方面將過去依附在世家大族之下的基層民眾予以解放,重新納入國家的支配。也就是說,隋朝不只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同時重新架構新的社會秩序,調整國家、世家大族與基層民眾三者之間的角色、互動與關係。
當讀者留心歷史人物的階級與身份地位,對隋唐之際各股勢力的競逐,或將有不同的觀點。相較於李淵出身關隴集團,身兼隋朝的外戚與重臣,在北齊故地崛起的軍事力量皆以基層民眾為主力,其中有李密領導的瓦崗軍,以及竇建德與劉黑闥的勢力。瓦崗軍先後與隋朝的兩大軍團(守衛東都洛陽的兵力,以及隋煬帝死後、從江都北返中原的禁衛軍)拼鬥不休,可見其戰鬥力之強大。竇建德與劉黑闥更是李淵父子最大的勁敵,李世民、李建成先後出征,恩威並施,最後才平定這塊區域的獨立力量。如果隋末群雄之戰最終由李密或竇建德、劉黑闥勝出,這兩股以基層民眾為基礎的勢力,是否將揚棄關隴集團統治國家的政策方針,是否會和出身統治階級最頂端的李淵父子走出不同的道路,從而改寫七世紀以降的中國歷史?
雖然這是一本以皇帝為主角的傳記,但讀者不必站在帝王將相、成王敗寇的立場來看,畢竟絕大多數人都是普通百姓。對李淵父子來說,迫於生存、起而反抗的基層民眾都是「盜賊」。隋唐之際,對人民的動員與役使、鎮壓和屠殺,可說是非常嚴厲與殘酷。如果讀者不輕易將自己代入帝王將相的角度,將會發現歷史舞臺上還有形形色色的人物,散發無比的光彩,像是女性、奴婢、商人、胡人等;在這激變的大時代,各式各樣的人生也值得吟味,比如降將的際遇、野心家的奮起與叛徒的下場等。這些都是讀史的趣味。
歷史沒有理所當然的發展,前景從來都不明朗,有時瞬息之間,情勢大變。戰場上更有許多偶然、意外的因素,左右大局。本書在這些關鍵時刻,常列出當事人的不同想法及其彼此爭論。讀者此時不妨掩卷沉思,與其完全同意作者的分析,不如根據作者提供的訊息,在這分歧的岔路上停步思考,形成自己的判斷與決定之後,再移步到下一頁。願意緩步流連在歷史密林中的讀者,更可以細讀本書引用的史料,設法理解其意涵,必將產生更多的心得與見解。如此一來,將可邁入獨立思考、不為作者左右的境界。
本書作者牛致功教授生於1928年,在他二十歲以前的生涯,經歷了中日戰爭與國共戰爭。或許是親身經歷戰爭的洗禮,本書在分析李唐建國過程中政治與軍事的戰略與戰術時,多運用軍事分析的語彙與思考方式。標榜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史學界尤其重視基層民眾在歷史上的角色和地位,所以本書的討論也對農民起義多所著墨。以上兩點都是台灣史學界較為欠缺的部分,所以本地的讀者也能受益於此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