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只隔了一張紙，
每個人都可能變成加害人家屬
沈伯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林劭宇／實務社會工作者‧台東海山扶兒家園主任
挺身推薦
當家人犯了罪，
家屬還有權利捍衛自己的發言、還有資格快樂嗎？
他們究竟該概括承受「養不教父之過」的罵名，
抑或堅持主張「罪不及妻孥」的清白？
犯罪的代價，竟是所有家人必須一同承擔？
身為無罪的罪人，加害人家屬最終該何去何從？
鄰居的閒言閒語、蜚短流長，媒體的緊迫盯人、疲勞轟炸，社會集體性的霸凌與排擠，無所不在的網路搜索與攻擊，在在迫使加害人家屬不敢曝光、不願發言，他們沒有哭的立場，更沒有笑的資格，甚至不得不搬家、轉學、辭職，一輩子背負著加害人家屬的標籤，就此墜入深沉無邊的地獄……
然而，世界上沒有人會自願成為加害人家屬。當我們憤怒地怪罪他們，會不會其實是在引發對立、助長歧視？當我們指著他們的鼻子叫罵，可曾想過他們或許是最痛心的人？最終，這樣的譴責會不會導致又一個被害人？最終，我們會不會也淪為了加害人？
每當社會上出現重大案件，針對加害人家屬經常出現兩種不同的聲浪，一種認為「養不教父之過」，因此犯罪者家屬必須概括承受，不僅有人會對犯罪者做出人身攻擊，亦不乏針對家屬的「人肉搜索」、「網路霸凌」；另一種則是認為「罪不及妻孥」，犯罪者會受到應有的懲罰，而家屬何辜，不應該受到波及。這類正反意見引發的網路公審與媒體亂象在台灣屢見不鮮，卻鮮少有人設想加害人家屬因此承受的壓力。
本書爬梳日本眾多犯罪事件中加害人家屬的心境與困境，透過第一手採訪，詳細記錄了事發後他們如何承受社會壓力，並進一步指出面對犯罪事件時，媒體的推波助瀾和大眾無法客觀審視，往往在現實中和網路上導致集體霸凌而不自知。時至今日，在我們終於懂得對被害人伸出援手之際，或許也該試著「站在援助被害人的立場看待加害人家屬」。
第一章
幸福美滿的家庭有一天突然瓦解
突然接到警方的電話
這是一個四處可見的平凡家庭。
太太淺野洋子（化名）年過三十五，和比自己小的丈夫、小學低年級的兒子住在一起。她在計程車行負責庶務工作，丈夫則在公公經營的小工廠做事。丈夫個性溫和，幾乎不曾大呼小叫。兒子雄太（化名）很喜歡踢足球，每逢週末便到當地的少年足球隊踢球。由於夫妻倆都在工作，因此小孩平常放學了就會去學校的安親班。
洋子雖然鎮日忙於工作與家庭，但對於生活並未感到特別不滿，過著平凡充實的每一天。
然而，這樣平凡幸福的日子，卻在某一天毫無預兆地突然瓦解。
那是二○○六年二月的某個冬日傍晚，天氣十分寒冷。
當洋子正準備煮晚餐時，家裡電話突然響起來。她接起電話，對方自稱是警察，說要找她的先生。她望向丈夫，露出了難以置信的表情，丈夫也一臉驚訝地接過電話。
不過他很快就掛了電話，留下一句「警察好像想問我一些事情，我去去就回」便出門了。洋子這時候還沒想到丈夫其實是殺人凶手。當天夜裡回家之後，丈夫只說了句「沒事，沒問題」。畢竟他平常就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因此洋子並未特別在意。
然而丈夫自願配合偵訊並不是一次就結束了，第二天、第三天他又去警察局報到。
洋子開始擔心，丈夫卻還是回答「沒事」，不願多說。
到了第三天，洋子越來越不安，於是趁著丈夫不在家的時候找出了舊報紙，仔細翻閱。她認為丈夫可能捲入了當地某一起尚未抓到嫌犯的案件。
其中一則短短的報導吸引了她的目光──隔壁鎮發生了命案，警方尚未找到嫌犯，目前正在調查。
當天夜裡，洋子面對來接丈夫的警察，直接開口問道：「你們是為了這起案件而調查我先生嗎？」
警察面無表情，彷彿拒人於千里之外般說道：「太太，不好意思，案情尚未釐清，我們無法透露細節。」洋子的直覺告訴她，丈夫就是因為這起案件而受到調查。
丈夫出乎意料的自白
從這時開始，洋子忍不住一天到晚思考丈夫與案件的關係。
丈夫一定是因為隔壁鎮的命案而接受調查，但是被害人與他應該沒有交集才對，更何況她不相信丈夫會殺人。雖然很想找人商量，不過丈夫還在配合警方調查，稱不上嫌犯，所以她覺得還不用為此尋求協助。
有一天，洋子試著詢問偵訊完回家的丈夫：「是因為那起案件嗎？」丈夫老實承認，同時也告訴她：「命案與我無關，妳用不著擔心。」她雖然很想相信丈夫，卻又無法完全信任對方。
就連在車行上班時，她的腦袋裡都還是充斥著丈夫與那起命案。
她在意得不得了，於是又讀了一次報導。
報導中提到警方推測的犯案時間，她於是試著回想當時丈夫正在做什麼。
當她回想起來時，嚇得倒抽了一口氣──因為當天明明是週末，丈夫卻出門去了。
報紙上寫的受害人死亡時間推測是星期天傍晚。那一天，丈夫中午說要送貨去給附近的客戶，雖然他有時的確會在週末送貨，當天卻是晚上才回到家。她還記得自己當時覺得很納悶，明明客戶就在附近，怎麼這麼晚才回家。
或許丈夫就是這起殺人命案的凶手……她嚇得全身顫抖了起來。
警方之後依舊持續調查。隨著偵訊的日子越來越久，洋子心中的疑惑也越來越強烈。凶手果然就是丈夫嗎？或許他正在努力證明清白，所以偵訊的時間才會拉得這麼長，就算如此……
距離一開始自願配合偵訊已經過了十天，洋子也不安到了極點。這一天正當她在公司處理庶務時，接到了警方打來的電話：「不好意思打擾您工作，您的先生有話要跟您說，我們現在會出發前往貴公司附近，可以麻煩您出來一趟嗎？」
洋子雖然搞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但可以感覺到原本的僵局開始出現變化。
他們會合的地點是離她公司有點距離的小巷子，警方開著一台普通的汽車前來。洋子一坐進後座就看到丈夫低著頭，直到警方催促才開口。
「對不起……其實，人是我殺的。」
當下洋子幾乎聽到自己的血液倒流的聲音，整個人頭暈目眩，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丈夫說完「對不起，我真的很對不起妳」，又低著頭陷入了沉默。
丈夫遭到逮捕，警方發布新聞稿
丈夫坦承犯案的那天，洋子依照警方指示回家，結果一整晚都沒能闔眼。
他說的是真的嗎？如果是真的，之後的日子該怎麼辦？兒子會不會受到影響？種種煩惱在心頭打轉，她卻不知道該和誰商量。
隔天早上，獨生子雄太注意到父親並未回家，便開口問洋子。
她隨口編造謊言道：「爸爸工作有點忙，要出差一陣子，可能暫時不能回家了。」之後就跟平常一樣送兒子去上學。
洋子試著思考今後該怎麼辦，卻怎麼也想不到辦法，於是選擇照常上班。
當天下午，警察再次打電話給她：「兩、三個小時之後就會對您的先生發出拘捕令，也會發布新聞稿。」
丈夫說的果然是實話。警察繼續說下去，口氣平淡：「就事件的特性來說，媒體應該會大幅報導，屆時府上附近可能會充斥媒體記者，所以請儘早帶令公子離開，要是把他捲進來就太可憐了。」
洋子掛斷電話後急忙早退，在開車回家的路上打電話給高中以來的好友A女，簡單說明情況，希望暫時把雄太託付給對方照顧。
洋子的雙親在她小時候離婚，之後相繼過世，因此她能依靠的就只有好友A女了。
當她去接在學校安親班的雄太時，雄太還因為母親提早來接他而流露天真的喜悅。
等到他一坐上車，洋子便告訴他：「媽媽工作也變忙了，所以你暫時要去A阿姨家住一陣子。等我工作告一段落，馬上就去接你。」可能是因為母親不由分說的強硬態度，所以他雖然露出不敢相信的表情，卻仍默默點頭答應。
一回到家，洋子趕緊把幾天份的換洗衣物塞進包包裡，馬上又驅車離家。
她首先開往隔壁市的好友A女家，剛下班的A女已經在家裡等她來。
洋子告訴A女：「外子好像鬧出了什麼事，詳情我還不清楚，不過希望妳能暫時讓雄太避避風頭。」A女表示一切都交給她。聽到洋子說「外子的事明天好像會上報，我如果知道詳情，會再好好跟妳說」，A女也並未追問任何細節。
包圍住家的電視台SNG車
洋子離開A女家後，先打電話到公司，告知老闆大致的情形，希望老闆允許她暫時住在公司的休息室。老闆很乾脆地答應，還說：「如果有什麼困難，隨時都可以來找我。」洋子聽了眼淚差點掉下來。
開車前往公司的路上，洋子發現自己忘了帶雄太的健保卡。因為接下來可能暫時回不了家，所以最好現在就去拿，於是她便趕緊開回家。
但是她太天真了。
正當她要開進自家前方的小巷子時，發現眼前的景象和平常有些不一樣。這一帶到了晚上七點應該是一片漆黑，但這時位於巷子底的自家附近卻異常明亮。
洋子停下車，張大眼睛凝視，發現自家前方的空地停了好幾輛電視台的SNG車，照明亮晃晃的。附近還出現了人牆，閃光燈不時閃爍，大概是有人在拍照。眼前的一切彷彿電影，卻又真實存在。如同警方所言，洋子再也無法靠近自己家了。
她於是緩緩倒車離開，以免遭到媒體包圍。
她接著先到公司一趟，把換洗衣物等行李放進休息室，過了幾小時後，再趁著深夜摸黑回家。她心想，還是把雄太的健保卡帶在身上比較保險，反正這麼晚了，媒體應該都走了吧。
當她回到自家附近時，車上的時鐘顯示是深夜十二點。
進入巷子後，她發現方才的燈光全部消失了，心想媒體果然已經離開了，於是放慢車速朝自家前進。
然而正當她靠近自家前方的空地時，發現平常應該空無一人的空地卻隱約可見人影與車影。電視台的SNG車和媒體租的車子都還停在空地上。
洋子因而大吃一驚──在這麼嚴密的監視下，她根本無法靠近家門。
她於是維持原本的車速，緩緩通過家門口，駛回公司。
丈夫遭到逮捕的那天，就在驚濤駭浪中度過了。
丈夫瞞著她殺人，洋子於是在不知不覺中成為殺人犯的家屬，也就是加害人家屬。
無法開口的加害人家屬
我第一次採訪洋子是在二○一○年二月，當時距離案件已經過了四年。我們約在東北地區某個出租會議室見面。
見面之前，我曾經請好幾個加害人家庭代我親手把信交給她，也嘗試透過律師和援助組織詢問能否採訪，卻一直得不到正面的回應。
在這樣的情況下，最後是透過在仙台成立的援助加害人家屬的民間團體「World Open Heart」（詳見第五章），才終於採訪到洋子。
洋子的一頭長髮摻雜了超乎她年齡應有的白髮。兒子雄太穿著一身運動服，陪同她前來接受採訪。
雄太喜歡踢足球，採訪過程中也一直巧妙地控球，球一直沒離開過他腳下。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他是當地J聯盟球隊的狂熱球迷。
洋子露出虛弱的笑容說：「我雖然對足球一點興趣也沒有，不過前一陣子在兒子邀約下，一起加入了球迷俱樂部。」
她小心地斟酌用字遣詞，慢慢談起事件經過。至今從未跟其他人開口談過那件事的她，接受這次採訪也是經過再三考慮。
「無論我怎麼解釋，都無法改變我是加害人家屬的事實。想到被害人與被害人家屬，我們身為加害人家屬無論多麼悲傷痛苦，都沒有立場開口。」
看來她很疑惑自己身為加害人家屬是否有資格發言。
我所採訪的每一位加害人家屬幾乎都會提到這件事，他們覺得自己不但不能笑，也不能哭。
當然也有不少加害人家屬表示：「犯罪的是犯人本身，與我們無關。」這種例子以少年案件的加害人家屬居多，但這樣的態度與發言往往更加激怒被害人。
然而，多數的加害人家屬都會受到家人犯罪的打擊，自責不已，認為自己沒有資格發言，因而一直堅決拒絕採訪。
洋子也是這樣。
儘管如此，告訴社會大眾加害人家屬的處境應該還是有些意義，因此她才終於下定決心，願意傾吐這四年來的悲慘遭遇。
新聞好可怕
從丈夫遭到逮捕的那天起，洋子便不再收看電視新聞，也不再讀報。
她一方面認為丈夫不是真正的凶手，就算是凶手，一定也是過失殺人。另一方面，她不想與案件沾上邊的心情更勝於擔心丈夫。
由於住在公司的休息室，因此洋子的生活不曾受到媒體騷擾，然而白天上班時卻會一直處於情緒緊繃的狀態。
只要打開電視，每一小時就會播一次相關新聞。這種時候，她總是會悄悄離開座位，或是想辦法集中精神在工作上，盡量不接觸任何訊息。
問題在於兒子雄太。大人可以想辦法不看新聞，小孩卻不知道何時何地會接收到父親犯案的消息，心靈也沒有堅強到能夠冷靜以對。
洋子從未對兒子提及丈夫犯案一事，只是含糊以對：「爸爸媽媽最近工作都很忙，所以不能住在家裡。」她把兒子託付給好友A女，卻又擔心他會因為電視新聞而發現父親是凶手，讓她盡力隱瞞的心血都付諸流水。
因此她心想等過一陣子事情平靜些，得好好向兒子說明真相。但如果在這之前聽到扭曲的資訊，雄太的心靈可能會受傷。
所以洋子把雄太託給A女時，特別請她不要讓兒子看電視。
A女於是拔掉電視插頭，對雄太說：「我家電視壞掉了，所以沒辦法看。」雄太雖然對於看不到每個禮拜必看的卡通感到不滿，卻乖乖地沒鬧彆扭。
根據日本2009年度的《犯罪白皮書》顯示，警方認定2008年全年度發生的犯罪案件數量為253萬3351件。
其中主要罪名如下，統計數量皆包含未遂案件：
殺人 1,297件
強盜 4,278件
傷害 28,291件
毆擊 31,641件
詐欺 64,427件
強制性交 1,582件
強制猥褻 7,111件
車禍過失致死傷等 714,977件
這些案件不僅使被害人成為媒體焦點，不少被害人家屬也會遭受媒體的採訪攻擊，形成二次傷害。
另一方面，經常遭人遺忘的是，有這麼多起案件，就代表背後同樣存在著這麼多的加害人家屬。
任誰都覺得「我不會成為加害人」，然而，自己不犯罪，並不代表不會因為家人犯罪而成為加害人家屬。
例如小孩犯罪的家長、配偶犯罪的丈夫或妻子、父親或母親犯罪的兒童，連同親戚犯罪的人一併算起來，每起案件背後其實牽連者眾。
加害人家屬往往必須承受來自社會的巨大壓力。
例如因為家人犯案而失去工作、反覆搬家；小孩必須不斷轉學，無法過正常生活。更不要提一天到晚響個不停的無聲電話、遭到網友人肉搜索住家地址或公司等個人資料，以及住家遭到塗鴉等各種難以想像的毀謗中傷。
不少加害人家屬因為熬不過殘酷的現實而自殺，例如連續誘拐女童並加以殺害的殺人犯宮崎勤，其父便是跳多摩川自殺。被害人家屬的嘆息與痛苦不計其數，而加害人家屬的人生也隨之陷入深淵，再也無法恢復平靜的日子。例如犯人是十四歲國中生的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導致兩人死亡、三人受到輕重傷；長崎市國中一年級男學生殺害四歲男童的長崎誘拐殺害男童事件，與畠山鈴香所犯下的秋田連續兒童殺害事件等等，都是日本人記憶猶新的案件。這些案件背後都有加害人家屬，而這些人是如何面對親人犯罪，又是如何度過往後的人生呢？
本書將聚焦於至今乏人討論的加害人家屬，分析這些人被迫背負的十字架之沉重，以及他們贖罪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