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音學是認識人類語言的基礎。
它並非冷門的學科，而是現代人必備的常識。
有了語音學基礎，
方能觀察詞彙的組成、句子的結構等「語言」現象，
「語言」必須從「語音」開始，
語音的規律，是歷史語言學的靈魂。
從二十世紀中葉迄今，七十年過去了，
為何直到現在仍遲遲未見漢語史的語言連續性？
張光宇教授打破古代文獻的迷思，
建立現代方言的對應，追索語音定律，
深具開創性和完整性。
漢語語言學家張光宇教授在這十幾年中，
耗費時間最多、用力最深的學術領域，
總結十九世紀西方歷史語言學的發展過程及其經驗教訓，
檢討二十世紀比較法在中國的演練，
其中之研究理論與方法可以作為多方面的參考，
所引述西方文獻的內容盡可能採取原文與譯文並陳的方式，以免失真。
內涵包括邏輯和歷史的演進過程，
也就是文獻、方言和歷史人文活動三合一的結晶；
讓讀者了解如何在中國古今的材料上正確地使用，
要解答這些基本問題，一方面有必要準確解讀文獻，
另一方面也須認真執行比較法，以及具有可操作的守則，
這樣才是本書的用心用力所在。
為什麼經過百年的研究，看不到語言的連續性？
從歷史語言學的視角看來，比較法在中國的發展有一個相當突出的特色，那就是始終沒有語言的連續性—從奠基人開始到追隨者的修訂，所有努力似乎都是為重建而重建，沒有像西方那樣追索語音定律。
現代方言的語音形式到底是怎麼來的？
現代方言跟切韻的關係實在不難理解，它們都是從前切韻的方言來的，方言讀法與切韻注音一致的是因為那個音被收入韻書，不一致的也是從前切韻來的，只不過沒受到韻書編者的青睞。
其地理格局是在什麼歷史因素下、以什麼音系特色造就的？
移民史給歷史語言學家不少啟發，它不但改變了我們對韻書與方言關係的看法，也改變了我們對古音重建的認識。歷史人文活動不只移民史一項值得注意，文教推廣和底層因素在漢語發展史上的角色也不宜忽視。
在這個認知基礎上，分成三個單元進行探索：第一個單元是語音規律篇(2~4章)，第二個單元是比較法篇(5~7章)，第三個單元是漢語方言發展史篇（8~10章)。
張光宇
張光宇
臺灣花蓮人，1947年生。
學歷：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語言學博士。專長是歷史語言學、漢語音韻學、漢語方言學。
經歷：北京大學中文系博雅講座教授 (2016)、北京大學中文系成立一百週年紀念演講 (2010)、北京大學暑期講座教授 (2018)、臺灣大學百家論壇講座教授 (2012) 。
現職：臺灣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教授。
著作有《切韻與方言》（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閩客方言史稿》（五南出版社，2016）、《漢語音韻史論集》（湖北華中理工大學，1987）。
第二章 語音變化
奧斯托夫與布魯格曼：語音定律是我們這門科學的主軸，只有嚴守語音定律這個原則，我們才能立穩腳跟。
〔Osthoff & Brugmann（1878）: Only he who adheres strictly to the principle of sound laws, this mainstay of our whole science, has firm ground under his feet.—Lass 1984：324.〕
凱伊：有些語言學者彷彿迷途羔羊，只一昧看音標符號而不大留心語音本身。
〔T. Hewitt Key（1852）: Some [scholars of language]......have allowed themselves……to be led astray by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symbols of sound than to sounds themselves.—Ohala 1990a.〕
一、引言
作為語言史研究的核心課題，語音變化可以概略分為發現音變，分類與描寫，提供音變動機的解釋三個基本內涵。發現音變主要是透過比較法，把散落各地的方言差異有機地、辯證地連結起來揭示其先後發展關係，這是後文（第五章比較法：西方篇和第六、七章比較法：中國篇）即將探討的重點。分類與描寫也就是一般所說的語音規律，這個工作對現代學者而言可從音系學取經；實際上，十九世紀發現的歷時音變是在二十世紀初葉共時音系學的洗禮下才表述清楚的。提供解釋是科學的語音學的工作，更明確地說，這是整合音系學家的工作目標，把歷史上所見語音變化放到實驗室，提出圖譜或數據說明其來由。上面所引兩段評論出自十九世紀的歐洲，分別見於音系學家（Roger Lass）和科學的語音系學家（John J. Ohala）的扉頁，值得歷史語言學家置於案上細細品味。底下，我們就從語音定律和語音內涵說起。
（一）語音定律
這個名稱出自德語Lautgesetze，由語音（Laut）法律條文（Gesetze）合成，英語文獻譯作sound laws或phonetic laws。現代學者都把「語音定律無例外」歸功於德國的「新語法學派」，也就是其代表人物雷斯琴（August Leskien, 1840—1916）在1876年發出的宣言：「die Lautgesetze kennen keine Ausnahmen/Phonetic laws admit of no exception.」其實，更早的淵源是義大利語言學家鐸洛梅（Claudio Tolomei, 1492—1555）；當他說拉丁語的pl-變成義大利語pj-是一則普遍有效的規律（this was a universally valid rule）的時候，規律性假設（regularist postulate）已躍然紙上。（Hall 1964：301-305）
雷斯琴提出上述口號之後不久，就引來各方撻伐。（Bloomfield 1933：354）其中一個原因是措詞不當，「法條」並沒有明確意義，音變是歷史事件而非法律條文；「沒有例外」排除了非語音因素在音變所起的作用（如常用詞及語法功能）。另一種反對聲浪來自方言地理學者，因為他們在地面上所看到的常不合規律，甚至得出法國語言學家吉野鴻（Jules Gillieron, 1854-1926）所說的「每個詞都有它自己的歷史」（Chaque mot a son histoire/Every word has its own history）的經驗總結。因為這樣，現代學者對規律性假設的重新界定是：「語音變化是發音的變化，不含非語音因素制約下的變化。這樣的語音變化有規律地發生在特定的時間和特定的地理環境。異時異地則另當別論。」（Hock, 1986：34-35）其實，雷斯琴等人並非不知道時空問題（Fox, 1995：140），但作為理論建構的一環，一個簡潔明快的口號是必要的理想化（necessary idealization）；日耳曼民族擅長思想論戰（Gedankenkampf），簡短的宣言可以把一般認知提升到理論高度，凝聚注意力，其作用如同軍旗、號令。
作為指導原則，語音變化的規律性假設可以視同牛頓的「物理學第一定律」（Newton's“first law of physics”）：每個物體都保持在一個靜止狀態或沿一條直線移動，除非外力迫使它改變那個狀態。誰也不曾見過自然界的這個「定律」，總有其他因素介入；語音變化的規律也是這樣，只有在規律性假設的基礎上，我們才有可能了解引起不規律的種種因素。（Hall, 1964：305）
（二）語音內涵
凱依(T. H. Key)的評論在學界塵封多年，不像雷斯琴的口號那麼明快有力、「家喻戶曉」，但其睿智歷久彌新，特別是在科學的語音學取得重大成就之後，凱依已成為具有領航作用的旗艦，他的明敏先知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國際語音學會前會長的表彰。十九世紀中葉是印歐語比較研究如日中天的高峰時期，在文獻材料的基礎上，學界談論語音規律不脫傳統舊習，大量依偎字母文字。但從今天看來，儘管標音設計進步了，他的洞察仍然熠熠發光，直指核心。
過去一百多年來，語音學的重大發現之一是語音充滿「無限變量」（infinite variability）。有些變異僅憑耳朵就能聽辨，但是更多的變異得經由儀器分析才能察覺出來。「相同」的聲音不只在不同的說者之間顯示差異，即使同一個說者在不同的語音環境下說出，或以不同的速度、不同的響亮度說出也有差異。音位音系學家所列出的一個音位的同位音（allophones）只不過涵蓋其中的一部分。（Ohala, 1993）
無限變量的概念提醒人們不要掉進分類符號設計的迷思。1888年，國際語音學會推出國際音標的時候，它的經驗基礎雖然是國際的，但並沒有宣稱「完美無瑕」（complete or perfect），這一點可以參看《國際語音學會準則》（The Princip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1949／1981）頁19的說明。隨著經驗基礎的擴大，無限變量的認識也逐步加深；這是科學的語音學的第一要義，只有具備這樣的了解才可能避免「削足適履」（procrusteanism）─也就是，勉強把資料擠進特定的分類系統裡，只因分類已然存在，而不問是否適當。（the forcing of data into particular categories just because the categories exist, whether they are appropriate or not.—Catford 1977：14）這是發音語音學家的評論，聲學語音學家的觀察也是這樣，特別值得歷史語言學家的警惕。
漢語常見的捲舌音就是削足適履的例子。這一類發音實際上是舌尖後（post-alveolar），被稱為捲舌（retroflex）只因襲用既有的名稱（例如印度所見實際發音是sublamino-articulation）。除此之外，捲舌發音在不同的漢語方言之間有偏前偏後之別。
英語的[t]和[s]都是舌尖音，實際上是有區別的，前者是舌尖──齒齦（apico-alveolar），後者是舌前──齒齦（lamino-alveolar）。換言之，它們的差別不只一塞一擦，成阻狀態也有不同。（Catford, 1977：151）其實，兩音的舌體狀態也有「微垂」、「微揚」之別。（Gafos, 1999：142）
舌葉塞音（alveopalatal stop）由於接觸面積大，很難發音，國際語音學會並沒有為它設計代表符號。但這樣的發音出現在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Serbo-Croatian）語裡，麻省理工學院的肯斯托維茲教授用ty、dy作為其音標。（Kenstowicz & Kisseberth, 1979：15）其實，在更早以前，李榮（1954）借用[ȶ]去代表這樣一種可能的發音。
國際語音學會對[w]的描寫很有意思，一方面定義為雙唇（bilabial），一方面又認為具舌根音（velar）性質，前者沒有括弧，後者加括弧，分別放在兩個發音部位欄下。擔任學會1995—1999會長的歐哈勒（Ohala）認為不必拘泥於傳統分類的偏見，其發音兼具兩者，可以逕稱為唇舌根音labial velar。
央元音（schwa）在語音學的描述裡叫做懶人的發音（lazyman's voice），因為部位偏央，不像邊緣元音（peripheral vowel）那麼需要舌體前後上下移動。因為這樣，這是各種元音的弱化形式。但是在漢語方言裡，它是一個具有很大游移性的元音，雖然名為央元音，寫法一樣為[ə]，實際發音有偏前偏後偏高偏低種種行為，隨地而異。（時秀娟，2010）
整合音系學家一再引述凱依的話作為暮鼓晨鐘，那是因為語音變化的發現突顯了語音內涵的豐富多樣。他們如何利用語音變化深化語音學研究，並回過頭強化比較法，這是後文的重點。底下，我們先看歷史經驗。
語言的連續性
我原來給自己訂的寫書計畫題目叫做《重建與演變—歷史語言學的理論與實踐》，我的目的是：一方面總結十九世紀西方歷史語言學的發展過程及其經驗教訓，另一方面檢討二十世紀比較法在中國的演練。改為今名，那是因為漢語史問題經緯萬端，提起一線不能不涉及相關的面，於是隨著日月的推展，卷帙越寫越多，成為現在的模樣。雖然涉及面很廣，但是主軸只有一個，那就是歷史語言學的天職：語言的連續性。
語言連續性是漢語史的未竟之業，其核心就是語音規律。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要看一下印歐語發展的足跡就可以獲取深刻的印象。十九世紀印歐語研究的結晶包括：梵語的顎音定律和魯奇規律（即捲舌化規律），希臘語的愛歐塔化運動和異化現象，拉丁語的絲音羅化規律，義大利語的邊音伊化，法語的巴曲定律，英語的元音大轉移，日耳曼語的伊音變和格林定律、羅特納定律、維爾納定律，以及跨越印度──伊朗語、斯拉夫語和日耳曼語的歐音阿化。這些語音規律刻劃了歷史語言學研究的里程，每個發現代表一次重大進展，見證歷史比較法的威力。如果把這些語音規律從歷史語言學的教程移除，那就像是一個人只剩軀殼而沒有靈魂，因為語音規律的建立是歷史語言學這門學科的科學成就。
從西方回看東方，經過一百年中西共襄盛舉的經營，漢語語音史到底有什麼可以稱述的語音定律？這一點，只要看一下漢語史研究奠基人前後兩次的談論就不難明白，這是他留給後人的未竟之業。1915年，高本漢在中國音韻學研究的緒論說：
中國語言學現在還不過剛在起頭的時候，這是必須承認的。在這一方面， 我願意對於這個新科學的建樹有所貢獻，我就想開始：
1.把中國古音擬測出來，作為現代漢語方言研究的起點，這一層是很有必要的；
2.把中國方言的語音做一個完全描寫的說明，做過這層之後然後可以；
3.用音韻學的研究指明現代方言是怎樣從古音演變出來的。
這個早年的宏願到了晚年仍然留下一大片空白。1954年，高本漢在做一生研究總結的時候說：
從上古漢語如何過渡到中古漢語，從中古漢語如何演變成現代漢語方言，我只是略微觸及而未做全面的描寫。
高本漢窮一生之力也沒有完成早年描繪的藍圖，用梅耶的話來說，那是因為高本漢所做是兩個歷史階段的擬測，未竟之業是語言的連續性。誠所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從二十世紀中葉至今，七十年過去了，為什麼直到現在還遲遲未能見到漢語史的語言的連續性? 原因多端，要克服的障礙一言難盡。我認為最大的障礙來自幾個思想上的門檻，只要跨越這些門檻，語音規律自然浮現而語言的連續性也就變得不是那麼遙不可及。
第一，打破古代文獻的迷思。語言連續性的探求是要用比較法去重建共同來源，讓古代文獻發潛德之幽光，讓現代方言材料虎虎生風；所得結果既要能夠解釋文獻材料，也要能夠解釋現代方言。二十世紀學者在這方面的一個迷思是，文獻既然出自古代，它所代表的也一定比現代漢語方言還要古老。這樣簡單的道理誰都懂得，有必要說嗎? 迷思就在這裡。實際的情況是，古代文獻有保守之處，但是也有創新的地方；方言也同樣保守與創新兼具。比較法就是在這種語言發展不平衡的地方大有用武之地。如果簡單地假設古代的文獻一定比現代漢語方言保守，那不但無視於語言發展不平衡的事實，也是比較法學者自廢武功的行徑。
第二，建立現代方言的對應。漢語史重建發軔之時，印歐語重建已經完成，西方的語音變化條例尤其是條件音變唾手可得，也的確給漢語史學者不少啟發。但是，除了日耳曼語的伊音變等少數條例之外，其餘很少被用來探討漢語史的語音變化。如果問為什麼? 一個不假思索的答案就脫口而出，因為漢語是漢語，而印歐語不是漢語。其實，得不出漢語史的語音規律不在是否有現成的規律可以參考，而在於是否從漢語內部建立了足夠的方言對應關係。本來重建就是從方言的對應關係開始的，由近及遠一步步往上推求，重建工程竣工，演變規律自然浮現。作為單音節語言的代表，漢語有自身的語音變化特點，闡明其中的規律是漢語史學者最有趣的挑戰。
檢討漢語史研究的基本假設很早就已開始，但是早年的提法只是簡短的評論，還不足以作為科學研究的依據。從1960年代以來，漢語史學者開始認真的解析文獻材料，其中最值得矚目的是北大周祖謨教授所寫的關於〈切韻的性質及其音系基礎〉一文，這篇文章由高本漢的學生前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馬悅然教授譯成英文介紹給西方學者，在學界引發不同的迴響。個人的看法是：這篇論文考證紮實、敘述詳瞻，對歷史語言學的方法論而言，它代表新的、正確的基本假設的起點，有必要透過方言去加以深入理解。經過長期的反覆比較、求證，我終於證實了一個洞察：如同切韻一樣，現代漢語方言都是從前切韻來的，改變了長期以來切韻生出絕大多數方言的荒謬觀點。
1970年代，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成立中國語言學工作室的時候，一群年輕的中國語言學家聚在一起，開始認真檢討漢語史重建的方法論問題。他們質疑奠基人以文獻串聯為務的有效性，主張漢語史的重建應如印歐語的重建那樣，一個語系一個語系分別進行，比如首先把古閩語、古吳語、古客家話重建起來，然後在其上建立共同漢語。他們的學說被學界稱之為普林斯頓學派。就方法學而言，普林斯頓學派悉依方言重建，不免矯枉過正。文獻固非聖旨，亦非金科玉律，但是它畢竟是古代某一種語音狀態的反映；全然漠視文獻，歷史比較法所得結果必然缺乏時間深度。我們要提醒自己的是，不要完全被文獻所蒙蔽，也不要輕易否定文獻材料的價值。此外，不管途徑如何不同，二十世紀漢語史研究的一個共同傾向是無視於漢語方言發展史的歷史人文活動: 移民運動與文教推廣。如果把歷史人文活動納入，那麼漢語語音發展史研究就不僅限於探討邏輯過程，同時也照顧了歷史過程。
總結言之，漢語史奠基人早年說他的工作只是剛剛起頭，但是他的許多粉絲誤以為登峰造極，無以復加，從而比較法可以束之高閣，方言演變的問題也可以置若罔聞。走筆至此，我不禁想到國際語音學會前會長歐哈勒對生成音系學派的評論，他說那個音系理論對語音行為缺乏解釋的能力，只不過是一種描寫的設計，但是追隨者不明白描寫分類並不同於解釋，以為規律描寫就是解釋──這種情況哪能叫做科學，全然是politics。我們一旦了解漢語方言還有多少問題沒有解決，就不難知道漢語史研究長路漫漫，任重道遠，充滿刺激和挑戰。
是為序！
張光宇 寫於
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
201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