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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嚴苛、慈愛、殘虐於一身
最富傳奇與爭議的中國女帝
武則天,中國唯一女皇,也是千年來備受注目的女人
當她奉詔入宮,便逐步翻轉大唐國祚
武媚娘悄悄地步上歷史舞臺
書寫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一頁
武則天(六二四-七○五),中國歷史上唯一得到普遍承認的女皇帝。唐高宗時為皇后(六五五-六八三),尊號為天后,與唐高宗天皇李治並稱二聖。後做為唐中宗、唐睿宗的皇太后臨朝稱制(六八三-六九○),之後更自立為武周皇帝(六九○-七○五),西元七○五年退位以後,更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女性太上皇,同年崩逝於洛陽,享年八十二歲。
她美麗溫柔的外表看似纖弱,內心卻比任何男子剛毅堅強,在惡毒的宮廷權力鬥爭中,用智慧、謀略,從後宮嬪妃的爭寵奪愛,到朝廷男性權力的角力,一路邁向權力中心,開創屬於她的大周帝國。
本書作者親訪對岸蒐羅第一手史料、歷時二年時間,以全傳式的構想書寫,除了從性格分析她的成長過程與心理發展,也就她如何處理對外的國際戰略、國家安全及對內的財政經濟、文化教育、宗教關係做了完整理介紹,廓清了許多研究中錯誤的觀點,是一本極具權威的歷史著作。
關鍵特色
★作者以嚴謹的態度,細緻的考辨,流暢的文筆,敘述出武則天那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生歷程。尤其對於她的性格特徵、家庭關係及統治風格做了細緻的分析,廓清了以往研究中的許多錯誤觀點。
★作者很有歷史責任感,史料翔實、言辭中肯,行文又不枯燥,即便當作休閒的讀物也是不錯的,同時還可以引導讀者去查實史料,是本值得閱讀的好書。
★以羅列各種史料為主,再加之簡單解釋,推理論證比較客觀、合理,雖然讀起來困難一些,但不像其他很多寫武則天的書,充滿主觀極端牽強的個人臆測。
★本書完全是站在心理學的角度來解讀武則天。
雷家驥
雷家驥
祖籍廣東順德,1979年獲得教育部頒文學博士。先後在中國文化大學、東吳大學、中正大學歷史系所專任教授,也曾在兩岸著名大學兼任教席或短期講座。現任中正大學歷史系專任教授、《中國中古史研究》創刊人兼總編輯。發表過期刊論文六十餘篇、會議論文十餘篇、專書九本,新近主編完成《嘉義縣志》十三冊。
正體版序
自 序
導 讀
第一章 武氏家世
文水武氏的家世
武士彠傳奇性的發跡和發展
武、楊家族與婚姻
第二章 武氏的人格與初入宮
武氏的生卒與名諱
武氏的早期經驗與人格發展
入宮後的人格成長與成熟
貞觀皇帝的情感世界及其與武才人的關係
第三章 二度入宮及初期發展
二度入宮的原因與背景
「穢亂春宮」如何說
二度入宮的真相
第四章 皇后之路
狐媚偏能惑主,蛾眉不肯讓人
後貞觀時代—永徽政局的危機
永徽政局的陰暗面和皇后廢立的賄賂關說
皇后的廢立
第五章 從皇后到二聖:武后個人權威的發展
初馴師子驄:清除內宮隱憂
再馴師子驄:外朝初整肅
從皇后到二聖:三馴師子驄的結果
從二聖到天后
第六章 武后的家庭角色和母儀
武后與本家親戚
武后在夫家的母權伸張與母儀
家庭虐待:武后與她的非親生子女
武后支配慾下的親子關係
第七章 天皇晚年局面與太后臨朝
天皇晚年局面與天后的權力焦慮
天皇之死與授權之變
太后專權與廢帝殺子
第八章 政權鬥爭:臨朝與肅反
太后初改制與反對運動的第一波:揚州兵變與裴炎之獄
告密風起與反對運動的鎮壓
反對運動第二波:宗室聯反與燕啄皇孫
第九章 大周革命
天意與符瑞:革命的意識形態與行動
佛教、群眾運動與革命措施
舊王室的處置
反對力量的沉潛
第十章 女皇的治術:神道設教
天人感應致太平
佛教政治:彌勒降生和輪王統治
神道教化的設施
第十一章 女皇的統治風格
威權獨任
揮舞革命刑柄及其後果
眯目聖神皇:賞柄的運用
第十二章 大周的政治、經濟與財政
大周政治、人才與與政風
大周的戶口與經濟
大周的財政
第十三章 大周的國防外交
女皇統治前的國家形勢
大周西邊、西北邊的外交、戰略與軍事行動
大周北邊的國防與外交
大周國防外交的檢討
第十四章 大周的社會與文化
重役下的吏治腐敗、人口流動及社會安全
社會衝擊的其他因素和後續發展
女皇與禮俗、教育及其他社會文化
女皇與宗教
第十五章 情夫、親子與姪子:女皇晚年的感情與危機
女皇的第一個情夫
張氏兄弟與控鶴奉宸
親情的糾纏:一家兩系的繼承問題與情夫的介入
情夫與家屬危機以及政治危機
第十六章,神龍政變與大周覆亡
危機爆發:情夫惹禍與女皇引火
是誰反女皇
神龍擺尾:女皇的末路
附 錄 武則天大事年表
第一章 武氏家世
文水武氏的家世
平林漠漠煙如織,長安京城籠罩於黃昏冥色之中,使者一行來至應國公宅。應國夫人楊氏率其家人拜舞接旨。使者展開詔書宣讀:
「於戲!惟爾武士鑊第二女,幼習禮訓,夙表幽閑,冑出鼎族,譽聞華閫,宜遵舊章,授以內職,是用命爾為才人。往欽哉,其光膺徽命,可不慎歟!」
這年是大唐貞觀十二年(638),武士鑊第二女明空,行年十四歲。她奉詔入宮,使大唐國祚改寫的命運,正悄悄地步上了歷史的舞臺,中國歷史也展開了空前絕後的一頁。唯一的女皇帝-是開國皇帝,同時也是亡國皇帝,而且是一個迄今仍有爭議的女皇帝,將從此揭開她自己乃至國史的新里程。
大唐開國至今已經二十一年,王室婚姻,皆取當世勳貴名臣的子女為對象。武明空的父親故利州都督.應國公武士彠是十六位「太原元謀勳效功臣」-唐朝開國功臣-之一。武士彠於隋朝煬帝大業十三年(617)追隨太原留守李淵起兵反隋,一路攻入關中,佔領西京長安,建立了唐朝,年號武德。武德元年(618)八月六日,皇帝論功行賞,分太原起義幹部為兩等功臣,均賜以「太原元謀勳效功臣」的勳號。其中第一等功臣只有兩人,第二等功臣則有十四人,武士彠名列二等功臣,當時他的職官是中央最高行政機關尚書省兵部的庫部郎-亦即兵部四司之一庫部司的司長。庫部司職掌全國武器軍備設施的政令,司長位列正五品,屬於政府的清要官。當時國家初建,群雄并列,戰爭方殷,士彠掌管全國的武器軍備設施,位任可謂重要。
武士彠是功臣,當然有「勳」;但是庫部郎位任縱然重要,卻也還算不上是「貴」。直至武德三年(620),士彠昇為正三品部長級的工部尚書,同年武德皇帝將軍隊作了一次調整,把關中的主力部隊劃分為十二軍,各給予軍號,原駐在醴泉道的改稱為井鉞軍。武士彠大約在這時曾經一度兼統此軍為軍將,稍後又以本官檢校右廂宿衛的禁軍。唐朝官僚制度,三品以上就是國之大臣,掌握大權的行政中樞是尚書省,由尚書令、僕射和六部尚書組成權力核心,世稱八座,而工部尚書即是尚書八座之一,可見武士彠已經躋身政府高層。十二軍是唐朝政權的核心武力,士彠兼統其中一軍,甚至又指揮右廂禁軍,更見武德皇帝對他的信任與重用。也就是說,從武德三年以後,武士彠已經名符其實的是「當世勳貴」,所以其女日後被召納入宮,應不至於意外。
不僅如此,武氏在太原附近的文水縣聚族而居,士彠的兄弟和宗人對唐朝的開國也有一定的功勞,而成為「太原元從」。
他的長兄武士稜原來務農,追隨起義,官至司農少卿,封宣城縣公,武德皇帝利用他的專長,令他常居苑中,主持農囿之事。士稜之子君雅襲爵,官至鎧曹參軍,其子希玄後亦襲爵,為貞觀皇帝的右勳衛。次兄士逸也有戰功,武德初為齊王府戶曹,封安陸縣公,後來累授益州行臺左丞。又有文水宗人武恭,也是唐朝元從,制授諫議大夫。
可見文水武氏可能有一批人,因為武士彠之故,追隨武德皇帝李淵太原起義,立有大小不等的功勳,至此都已做官。是則文水武氏在唐初政壇,應有一定的份量。後來李敬業起兵反武,駱賓王為他撰寫〈討武氏檄〉,聲討當時臨朝武太后之罪,竟至說她「地實寒微」,實際上是政治文宣的因素居多。
不過就社會的角度看,駱賓王的說法事實上也頗有他的根據,不至於完全誣蔑武家。中國從魏晉南北朝以來,社會上出現了一種新階級,他們世代做官,依照他們世代官位的高低,高的形成了大士族,或者稱為世族、大姓、高門,次者成為小姓,先世沒有做官的則是寒素。世族高門掌握,甚至壟斷了社會和政治的資源,即使到了南北朝後期和唐朝前期,他們的家人已經很久沒有做官,但是其社會地位也還沒有消失,僅只是政治上的衰敗門戶而已,一般人仍然不惜花大錢和他們的子女結婚,攀附他們的門第。這種現象世稱「賣婚」-就是買賣婚姻。中國人好面子重身份,只要能力所及,對婚喪二事大都極盡奢華舖張,自古已然。唐朝人選擇婚姻有三個標準-門第、財富和功名,而以門第為第一優先。如今為了抬高自己身份,不惜慕人祖宗,攀附他人門戶,所以武德皇帝之子貞觀皇帝-也就是著名的唐太宗-在即位後對此風氣極為痛惡,予以嚴厲批評,說是無禮和無恥,下詔修《氏族志》,必須以尊「崇我唐朝人物衣冠」作為評定門第的標準,書成頒行於天下;然而社會觀念植根已深,風尚依舊,也沒有為之改變。這一年正是明空奉詔入宮之年。
依照這種社會觀念與標準,武家的確不是高門大姓。
根據後來李嶠奉大周女皇敕令所寫的〈攀龍臺碑〉和《新唐書》卷七四上的〈宰相世系表〉所述,武氏係并州太原郡文水縣人,出自姬姓,是周平王少子之後。因為周平王少子生時手上紋理有一「武」字,後代遂以武為姓氏。降至武明空第八代祖武念,官拜北魏洛州刺史.歸義侯。七代祖武洽,官至北魏平北將軍、五兵尚書、晉陽公,別封大陵縣。此下五代祖武克己、高祖武居常,皆曾襲繼壽陽公之爵。大陵在隋朝改稱為文水,故成為文水縣人。
又據〈宰相世系表〉,武明空從七代祖武洽已下,直系均有任官的記錄:
六代祖神龜為祭酒,
五代祖克己為本州大中正、司徒.越王長史,
高祖居常為北齊鎮遠將軍,
曾祖儉為北周永昌王諮議參軍,
祖父華為隋東都丞,
父士彠為唐工部尚書,封應國公。
基本上,除其父親以外,即使所載是真的,武明空自第五代祖已降,所任都是幕佐之官,算不上是顯宦之家,因此也算不上是閥閱高門。不過,除非有史料可以推翻〈宰相世系表〉的記載,否則文水武氏儘管不屬於高門大姓,但是也不至於如〈討武氏檄〉所說的「地實寒微」。武明空「革命」當了大周皇帝後,曾於聖歷元年(698)八月,命令姪孫武延秀入突厥和親,突厥可汗默啜告訴來使說:「我世受李氏恩,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並且移書說:「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小姓,罔冒為婚,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外國元首罵武周王室為「小姓」。小姓的社會門第不及大姓,但卻也不至於寒素,或者可以反映文水武氏當時社會地位的真相。無論如何,文水武氏在當時傳統社會中,僅能屬於小姓等級的門第;但是在她入宮之年以後,則因是新貴而屬於甲族,不過猶未獲得社會的廣泛認可。
武士彠傳奇性的發跡和發展
武士彠是武華的第四子,鄉里民間傳說他是一個經營林業的木材商人;不過〈攀龍臺碑〉卻說他出生時就有帝王之象,才兼文武,人格如何高,學識如何優,材幹如何好,這麼多優點令他名動當世朝,使到隋文帝屢加辟召,司徒楊雄、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宏、兵部尚書柳述等公卿大臣,爭相向他抗禮求教。李嶠奉命寫〈攀龍臺碑〉之時已經是大周王朝的時代,此碑是女皇為頌揚其父武士彠-這時已追尊為「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帝」-人格功德之碑,後來唐朝史臣修撰國史之時,懷疑它和舊史有「過為褒詞」和「虛美」之嫌,不足予以深究,不免對武士彠的事跡大加刪削,以至也有過為刪削之嫌。
事實上,文水武氏是地方上的小姓,子弟們也不一定都出仕做官。根據史書的記錄,南、北朝以降門第子弟窮哈哈或無仕者,所在多有,不算稀奇。青年時期的武士彠,經營木材很可能即是他的生意之一,所以史書說他「家富於材,頗好交結」。近世有些學者據此推論武士彠以鬻賣木材為業,是木材商人,值隋朝屢興鉅大土木工程,因而致富,因此判斷他是投機善賈之流。經商致富之說,大抵可信。筆者以為,投機是善賈之能事,好交結應酬也是商場的常習,根據士彠的發跡事跡看,他的確是能觀時通變之人,這也正是他的長處所在,使他所以能成為唐朝的開國功臣。
武士彠經商致富與隋煬帝即位後大興土木以事建設有關,其中重大工程之一是營建洛陽為東京。大業元年(605)營建東京既是重大的工程建設,遂由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兩位宰相分別擔任營建的正、副使-楊達後來就是武明空的外祖父。大約明空之父武士彠販賣木材入東京,利用關係與財富,常與權貴交結,一時傾動當朝。其間,他曾招致楊素的猜忌,想構以禍端,幸虧他經商的優點適時發揮作用,因為交結廣、神通大,得到楊雄、牛宏等權貴的營護而免於禍,從此深自隱匿,以求自保。無獨有偶,後來女皇的情夫張易之兄弟,也曾利用他們的權勢販賣木材及其他買賣,為時人所側目與批評,給女皇帶來了危機。
楊素向來負冒財貨,營求產業,在東、西二京和諸方都會處,置有物業以千百數,素為時議所鄙。是則士彠因為經商應酬而得罪了楊素,應有可能。總之,武士彠曾經得罪楊素而逃隱,極可能是一個事實,因為女皇革命之後,曾下制禁錮楊素及其兄弟的子孫,不許他們擔任京官和侍衛,也許與此事有關。
士彠逃隱後開始注意局勢的變化,及至隋煬帝大業七年(611)對高麗用兵失敗後,國內亂局開始擴大,反隋起義逐漸蜂起。在這種環境氣氛之下,士彠遂想到要出山,決定往事功方面發展。不論他的真正動機究竟如何,這時煬帝實行廣募驍勇、掃地為兵的政策,士彠參與隋軍,可見他是有志從軍立功,以求仕宦的。
士彠在此之前沒有任何資歷,出山後當上了鷹揚府隊正。隊正統領五十人,是府兵制的最低常制長官。〈攀龍臺碑〉對武士彠在隋末的軍事表現著墨極重,用以表彰父親的軍功,其目的是透過頌揚先人的積德累功,作為武周早有天命的論述依據,遂使此碑所述有過為褒詞和虛美偽冒之事。碑誌在中國一向是用以諛美死人的,只要不過份相信,也就無傷大雅。
鷹揚府隊正只是一個小軍官,而太原留守李淵則系出隴西李氏,是今上(隋煬帝)的表弟,身份官爵俱高,武士彠怎樣結交上他,以致成為唐朝開國功臣?
根據〈攀龍臺碑〉的說法,士彠要出山時,諸兄素聞李密-當時反隋群雄之最有實力者-之名,乃勸他前去投靠。「李密雖有才氣,未能經遠,欲圖功業,終恐無成」,士彠告訴他們。顯然他的出山不是要自立山頭,而是要投靠明主,以「圖功業」。適逢此時(大業十一年,615),李淵奉詔往山西討捕起事人民,撫慰地方。他行軍於汾、晉之間,休止於士彠之家,因蒙士彠顧接,乃得以結交。至十三年(617),李淵奉詔坐鎮太原為留守,於是引用士彠為行軍司鎧,成為留守府主管軍事裝備的幕僚。所以後來攻入長安,他就順理成章地官拜庫部郎,掌管全國的武器軍備設施。
士彠雖為留守李淵所引用,卻是副留守王威之黨,不是李淵的心膂之託。士彠觀察李淵,以為此人「雄傑簡易,聰明神武,此可從事矣」,於是攀附不遺餘力;李淵也常往武宅「樂飲經宿,恩情逾重」。長官與部屬之間有信任和默契,有遊樂和享受,應是常有之事;只是士彠與李淵兩人身份地位懸殊,結交也不久,關係卻如此快速的發展,應是士彠刻意奉迎的結果,所以後來李淵對武士彠說,「嘗禮我,故酬汝以官」,正是指此而言。這時的李淵,對武士彠來說可能只是可居的奇貨,全力投資以期日後獲得鉅大的報酬。反之,李淵一方面因為得人款待,另一方面又鑑於他曾是成功的商人,想借用他的經營長才以協助處理軍事裝備,所以也就引用士彠為行軍司鎧。事實上,李淵在太原廣結豪傑,史載當鄉長的晉陽(即太原)富人劉世龍就曾因人引見於他,李淵「雖知其細微亦接待之,以招客」。
由於武士彠原非李淵的心膂之託,因此李淵沒有讓他參與起兵及進攻關中的任何重大決策。不過,武士彠對大唐的「太原起義」另有貢獻。
大業十三年,李淵鑑於群雄競逐之局已成,隋室終不可挽救,於是也想策馬參與逐鹿。猶豫之間,一時不能遽定。武士彠某晚夜行,聽到空中「有稱唐公(李淵)為天子者」;又夢到「從高祖(李淵)乘馬登天,俱以手捫日月」,於是具狀告訴李淵。這事雖事涉迷信,但在相信天命的當時,無異是勸李淵起義,可以增強其信心,所以「高祖大歡,益以自負」。另外又呈獻所撰兵書給李淵,等於教李淵用兵作戰。李淵請他幸勿多言,許以將來成功之後,「當同富貴耳」。
除此以外,當李淵祕密進行起兵部署時,武士彠還有以下兩件功勞。
第一件是當李淵以另一起事集團劉武周進據汾陽宮為借口,命令二郎李世民和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集結之時,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對此懷疑,尤其因長孫順德、劉弘基二人原是逃兵,故欲予以逮捕審判。武士彠勸告兩位副留守,說二人是唐公之客,逮捕審判他們則必與唐公大起糾紛,使王威等不敢行動。其次是留守司兵田德平想建議王威等審按募兵的狀況,士彠又勸止他說:「討捕兵馬的兵權總隸於唐公,王威、高君雅等不過只是寄主罷了,他們又能怎樣?」所以田德平也停止了行動。這兩件事的擺平,使李淵能順利進行募兵和集結,尋即舉兵起事。
十三年五月李淵起兵,逮斬王威和高君雅,建大將軍府,用士彠為鎧曹參軍。接著隨軍進攻關中,期間以功拜壽陽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從平京師,遷光祿大夫,賜宅一區於長安。同年十一月,李淵扶立隋恭帝後,又錄前後功效改封為義原郡開國公,增邑一千戶。翌年-隋恭帝義寧二年,唐武德元年(618)-五月,煬帝死訊傳至,李淵廢恭帝自立,開建唐朝,此即武德皇帝,後來的唐高祖。武士彠稍後被任為庫部郎,賜以「太原元謀勳效功臣」銜。至武德三年更遷拜工部尚書,躋身「當世勳貴」之列。不僅如此,武德皇帝除了履行「當同富貴」的諾言之外,為了答謝當年受到武士彠的盛待,更另封其兩兄為郡公,聲言「欲使卿一門三公」云云。
唐朝史臣說武士彠「首參起義,例封功臣,無戡難之勞,有因人之跡」。
也就是說他只是因為從龍首義,故依例封為功臣而已,這評價就武士彠上述的表現來說,顯然甚不公平。縱使不論武士彠在李淵起兵前夕所立的功效,單從他在《大唐創業起居注》的確名列於少數幕僚的名單中,一直為李淵管理和供應軍備之事來看,顯然也是甚為稱職的,因此也就不能說他當時不重要。如果缺少他在軍備後勤的有效策劃和支援,李淵的部隊能如此順利攻進關中嗎?中國人論戰一向著重戰場表現,「戡難之勞」指的是指揮若定的統帥,和衝鋒陷陣的將士,後勤支援常遭忽視,就如同看打球只注視前鋒攻進一樣;不知有效的後勤支援,也常是致勝的關鍵。武士彠勝任鎧曹參軍之職,可以從李淵平定京師後,即起用他為兵部庫部郎一職看得出來,三年後昇遷他為工部尚書,應當也與借重此才幹有關。就是說李淵始終借重武士彠的經營管理長才,這也是他所以成為開國功臣的原因之一。
武士彠從武德三年至八年左右擔任工部尚書,中間曾因參與令典的編修,因此進爵為從一品的應國公。唐初慣例上常用武人為都督、刺史,是則位為尚書、曾任軍將的武士彠,外放為都督而出掌方面,應是遲早之事。
隋末佔有淮南地區的是杜伏威.輔公祏集團,武德二年(619)杜伏威請降入朝,所部由輔公祏統領。公祏於武德六年(623)八月反唐,武德皇帝命趙郡王李孝恭為行軍元帥,李靖為副,率領李勣等七總管往討,至翌年三月平定,遂授孝恭為東南行臺左僕射,李靖為行臺兵部尚書。其年行臺廢,孝恭轉為揚州大都督,李靖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丹陽連罹兵寇,百姓凋弊,李靖鎮撫之,吳、楚以安。不過,尋因突厥入侵,李靖於武德八年(625)八月改任安州都督,奉命率軍北上抵抗,遺缺由武士彠接任。士彠在八月以後以權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的官銜,赴任接替李靖。所謂「權檢校」就是暫時代理的意思,〈攀龍臺碑〉說皇帝約武士彠「期以半年」,即指此而言。不料士彠此去,就再也沒有回任中央的機會了。
士彠的留任揚州,和他在任上的政績有關,碑文說他「降北海之渠,未踰期月;盡南山之盜,詎假旬時。然後商旅安行,農桑野次,化被三吳之俗,威行百越之境」,使管區日漸安定、經濟日漸恢復。因此,當武德九年半年約期屆滿之時,調回中央的不是武士彠而是李孝恭,揚州大都督則由襄邑郡王李神通繼任。原因是因為有當地「父老數百人,詣闕上表,乞更留一年」,所以璽書褒美,讓士彠留任。同年下半年,武士彠協助李神通遷移州府及居民自丹陽遷於江北,使廣陵從此成為州治,得以專揚州之名,這也是武士彠的一種政績。士彠的經營長才,也應由此作觀察。
就在同一年-武德九年(626)-六月,天策上將.尚書令.秦王李世民發動玄武門兵變,逼其父皇交出政權。至八月,世民以皇太子身份即位,是為唐太宗。世民以太子執政期間,中樞高層換了一批人,主要由秦府人馬出任要職。所以此時徵召武士彠入朝,對他僅是止於寵賜頻繁,事以殊禮,以安撫父皇舊部罷了;尋而卻另以鎮守戰略要地的理由,將他改授為豫州都督。
翌年-貞觀元年(627)-十二月,因利州都督李孝常謀反伏誅,督區政情不穩,乃改授武士彠為利州都督。士彠赴任後迅速將餘黨撫平,故又得璽書褒美,增邑五百戶。也就是說,貞觀皇帝實際上亦是看重他的經營長才。貞觀五年(631)底,士彠以利州朝集使的身份回京述職,並在十二月領銜上表,奏請封禪泰山而不獲允許,可見他在政壇仍然相當活躍。武士彠的奏請雖然不獲許,不料卻在三十五年後,由他的二女兒—大唐天后—推動並完成了此盛舉,真是天意!是月稍後,武士彠改任為荊州都督,直至九年(635)五月,太上皇(李淵)死訊傳至荊府,武士彠悲慟萬分,乃嘔血而死。士彠死狀馳奏朝廷,貞觀皇帝聞之,嗟悼說:「可謂忠孝之士!」乃追贈為禮部尚書,諡號為「定」。
武德九年秦王世民兵變逆父,改朝換代之際,秦府班底當道,這是他不能回任中央官的原因。不過,事有焉知非福者,他一再外放為都督,而且都是有危機或戰略之地,所以纔有機會發揮他的經營管理之才,大抵以維持社會治安為主,恢復經濟為次,政績不錯。依照唐朝諡法:「大慮安民曰定,安民法古曰定,追補前過曰定,安民大慮約定,純行不爽曰定。」可見士彠因為歷任都督,有安民之功,所以被有司建議諡為定。如果不因人廢言,武士彠不失為一個幹材。他的發跡雖然頗富傳奇性,但是絕非僅因從龍首義而例封功臣,一個平庸的馬屁精而已。
貞觀皇帝對武士彠並無特別的恩遇,贈官不是最高級的三公官,也不列他入「凌煙閣功臣」名單之內。武士彠後來一再被追尊,與其女武明空被貞觀皇帝之子-後來的唐高宗-寵愛有關。追贈并州都督是在明空為昭儀之時,追贈司空、司徒.周國定公是在明空為皇后之後。及至武后與高宗並稱「二聖」,更被追崇為太原郡王,食邑五千戶,以文水縣三百戶充奉陵邑,置令、丞已下諸官,他的廟諱和祖先名諱皆禁止冒犯。武后以太后身份臨朝以後,又追崇其父為魏王,食邑一萬戶。降至大周革命前夕,更追尊為忠孝太皇。革命後,於天授元年(690)尊為孝明高皇帝,廟號太祖,陵墓稱為昊陵,聖歷二年(699)改昊陵署為攀龍臺,即是〈攀龍臺碑〉的由來。
正體版序
這本書因緣意外而寫,卻自2001年發表以來即獲好評,並先後收入「中國文庫」及「人民文庫」,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此次之所以授權其他書局再版,主要是因港臺的師友親戚希望能看到正體字版,而又值與北京人民出版社的期約已屆,故而委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正體版本,其他出版社出版簡體本。
本書既是改版,一些平時即已注意到可能有錯誤的小地方,當然再予查證、修訂或補充,不在話下;不過有些讀者的意見,則似宜在此作一總回應,以免辜負他們的善意和指教。
第一是關於武則天本人及其家屬的名字問題。筆者思考再三,仍然以為原來之研究結論可以成立,並為此而分別在《中國中古史研究》創刊號與第七期,發表了〈武則天外家及其生母的名諱〉、〈從唐人命名取字習慣論武則天及其親戚的名字〉兩文,以回報善意指教。其中有一佚名人,於網路指教筆者,謂太平公主之名不應是令月,認為筆者的駢文解讀標點有誤。筆者亦為之思考再三,竊意若從文體論而言,該讀者的高見實可成立,本人對之致上敬意!但若從則天為其自己與親子的命名習慣,以及用駢體書寫表奏時起首未必就須講究駢儷整齊的慣例言,則筆者仍宜維持原來的判斷,僅在第六章提及公主的名諱處,補充一個較長的腳註以為說明。
第二是一位同行學者在《唐研究》發表一篇正式書評,文中對本書內容謬賞有加,但亦指出一個數據有誤。不過,該同行稍後電郵給我,說明是他弄錯了。對此同行閱讀之仔細以及不吝賜教,筆者亦區區致上敬意!
如今正體字本即將發行,竊思宜對此次出版有所說明,以奉告於讀者,是用略為之序。
導讀
唐太宗李世民目睹隋朝二代亡國的慘劇,又鑑於自己啟動兵變取得帝位引發皇子的野心,因此在他死前念念不忘,無非希望皇位傳承順利,國家長治久安。於是大唐的第三任皇帝高宗在父親妥善的安排下即位,但不到五年、十年,太宗為兒子所娶的皇后,以及兩位接受遺詔託付的資深大臣先後被廢。在政治舞台上,反而意外出現了一位身份地位只算中上的入宮女子武則天,竟然絕地逢生、峰迴路轉,從尼觀到後宮到朝廷逐步掌握越來越大的政治權力,最後纂奪大唐。當我們回顧這個古往今來僅此一例的歷史時,不禁要問她究竟緣何開創此一局面?中國史上不曾有女性出身一介宮人,最後竟然登上政治權力的頂峰。一路上多少凶險、障礙與反對者,竟然都被化解。難道這一切單憑她個人的手腕與心機,就能輕易找出最佳的策略與手段,加以執行,達成目標?
在唐朝,人們常從漢高祖之妻呂后執掌朝政,扶植本家勢力的歷史前例來看待武則天的崛起。實際上,兩漢太后在皇帝死後臨朝稱制、任用外戚的事例很多,除了呂后差點危及劉氏政權,真正纂奪成功者是王莽。但從來也不曾像武則天這樣由皇后成為太后,然後自己稱帝。而且,武則天在她邁向權力頂峰的路途上,剛開始反而沒有充份借助本家男性的力量,所以武則天走出來的權力之路與過去的歷史不同。
相較於唐朝人多比附武則天為漢代的呂后,現在學者比較注意北朝以來女主握有大權的現象,比如北魏孝文帝之祖母文明太后,以及北方家族中「一家之婦」舉足輕重的角色,從這兩點論證武則天的權勢來自胡人家風的影響。李唐皇室確實頗有胡人風格。但漢代以外,即便是被認為具有漢人本色的宋朝,同樣也有皇后、太后影響政局的現象。總之,在帝制時代的政治構造中,皇后、太后具有相當程度的地位,所以晚清末年還出現了慈禧太后這個著名的例子。即使在帝制結束之後,讀者依然可以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的歷史上,看到最高領導人的妻子在政壇中舉足輕重,甚至掀起政爭的權能。所以,雖然中國政治被認為一向由男性掌控,但女性在許多地方或明或顯扮演重要的角色。
從當時家庭的風俗來看,喪夫的主婦主持家政,培養子女,同時照顧本家的父母與兄弟姊妹等,兩個家庭維持良好的關係,彼此照應扶持,這其實是唐代一般士大夫家庭的常態。但隨著子女成長,開啟了家庭的世代轉換,原本辛苦撐持門戶的主婦交棒給下一代的兒子和媳婦來主家。如果把這個家庭史的常態放進武則天的處境中,有兩個特殊之處:一是這個家庭擁有整個天下,即唐帝國。二是武則天在喪夫之後成為整個家族最高的領導者,但此時她已經六十歲了,卻依舊牢牢掌握權力。任何違逆她意思的人,都將遭到處罰。
皇帝與其後宮、子女,在許多方面和一般臣民的家庭有非常大的差異,但也有和一般普通家庭的共通性。所以本文作者花費了許多篇幅,嘗試從一個家庭、家族的角度來呈現唐高宗、武則天與其子女之間的關係。透過這樣的解說,我們不會只把他們當作特殊情境下的皇室家庭,而是從北朝以降家族生活的型態與親子關係來理解。從而讀者將更深刻感受到,帝制時代的許多政治現象,看似費解,但其實應從家庭、家族的角度來理解。在本質上,帝國的某些層面仍然只是個家。因此武則天掌權之路的基礎,究竟是鋪在「嫡妻」之權(即皇后)或太子的「母權」(即太后)上?還是訴諸廣大臣民對「女權」的支持?還是她直接掌握的「皇帝」之權?
武則天從皇后到皇帝,都不可能獨理眾務,必須透過選用人才,即調整領導集團(宰相班子)的組成與運作方式來執行她的旨意。武后首先憑籍丈夫高宗對他的信任和依賴,扶植、收編中低階官員來抗衡反對她的力量,分散其他大臣的權力。從過去到現在,總是有人會選擇依附在掌權者之下,成為打手,享受榮華富貴。此外,她還仰賴兩種人來協理國政,一是宮中有才學的女性,比如上官婉兒或她自己的女兒太平公主,二是從科舉考試選拔出來,具有文學才華的文士提供參謀。最後,她在司法系統中起用酷吏,摧毀政敵,並在意識型態、禮儀祭典與文化象徵等層面上進行各種佈置,提昇自己的地位。
當我們細覽本書,可能會悚然心驚。因為中國史上,儘管改朝換代不免引起流血衝突,但很少在四十年間,發生如此頻繁的政治鬥爭與迫害。鬥爭的範圍從皇帝的后妃到舅舅,甚至不只李唐宗室,被整肅的對象包括她自己的親生子女與內外姻親,一直到朝廷的功臣與文武官員,一個又一個的家庭、家族都陷入被懷疑、投獄、刑求、流放、甚至處死的待遇。過去稱此為酷吏統治,用現在的話來說即「白色恐怖」。雖然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生殺大權,從太宗、高宗以降陸續都因為政爭而有所株連,而真正擴大到濫刑濫殺則是起於武則天。許多案件往往無中生有,小事化大,最後不但精確打擊目標,更牽連許多無辜的人。
不過,進行政治鬥爭難道是容易的事?大唐帝國以律令格式的法制體系來運作,許多事務都必須按照規章來辦事。理論上,律令格式的法定程序有相當程度的嚴格性。上至皇帝、皇后,乃至大臣,都無法輕易隨心所欲以個人好惡來決定人事物的安排懲處。既然如此,武則天如何在律令法制的框架中進行恐怖統治?尤其帝制中國的政治文化向來強調傳統、慣例,尊重制度。但另一方面,理論上與實質上,皇帝也擁有絕對權力來打破慣例、創造傳統與建立新制度。當我們反省到法律體制與白色恐怖的共存時,不禁要問:是整個法制的結構原本來就比較鬆散?還是剛硬的權力具有無比的切割與破壞力?否則,白色恐怖如何施行?無論如何,武則天設法在政治機關與法制體系中找到管道和間隙來施展意志,鞏固政權,實為其最了不起、也最可怕之處。
為什麼武則天的恐怖統治沒有引起許多反抗?她果真牢牢掌握宮城禁軍的向心力?只要最高統治者下令,不論內外文武官員與各級軍人對女皇是否心悅誠服,但命令就是命令,即便討伐的對象是興復唐朝的李唐宗室,或有功於國的忠臣名將,透過這個缺乏個人意志與判斷、但功能與運作良好的官僚系統與軍隊組織,女皇輕易啟動鎮壓機器,輾碎任何不服從的反抗者。這並非理所當然之事,也並非不會重演的歷史。因為在歷史上有許多獨裁權力引起眾多反抗而瞬間覆滅的例子,但也有高度集中的政治權力徹底迫害、撲滅任何微小、甚至沒有威脅的異議者。武則天的白色恐怖之所以成功,難道是內建於中國皇帝制度或中央集權這個操作系統的強大功能嗎?
武則天邁向最高權力的路上,之所以一路履險為夷,沒有出現真正有力的反對者,或許是因為朝野士民久已習慣她作為政治權威的地位與形象。從西元655年她立為皇后;隔年舉行皇后專屬的盛大禮儀「先蠶禮」,強調皇后統領天下婦女;660年開始為身體不適的高宗提供政治意見;664年,武后在朝廷上垂簾,隱身於高宗身後,更進一步涉入朝政;隔年,高宗、武后前往泰山封禪,武后領導由女性組成的命婦群體,在封和禪兩大典禮中主持次要但不可或缺的儀式。674年,武后本人領銜提出十二項重大政策的建議書,獲得高宗採納並施行。還有其他許多正式盛大的場合,武后或與高宗一起,或她單獨一人,接見百官與各國使節。總之,直到685年高宗過世,武后這三十年來已逐步成為高宗一人以下,遠高於宰相、萬人之上的至尊者。因此,儘管在皇帝制度的政治體系中,從來沒有為皇后安排如此突出的角色,但武則天長期以來已經在朝野士民的心中烙下她也是至尊的印象。這就是被統治者對掌權者的習慣與順服,信任與尊崇,以致於最後只能被權力擺佈,無法形成集體的抵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