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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大家王壽南對君王的徹底評析,
集結中國文化的千年底蘊,專屬於中國歷史的君王學!
明君跟昏君往往只有一線之隔,成為領導人你該擁有的不只是對權力的掌控,更得從日常生活中磨練自己的領導能力。然而權力容易使人昏頭、領導人常常頓失所向,即便將百萬家產傳給後代,也容易敗在二代或三代的手中。
培養一個明君何其困難?即便攤開中國千年長河,我們能數出來的明君寥寥可數,但中國各朝代的興盛,正是仰賴這些「明君」在一磚一瓦中建設龐大又有效率的國度。
▲成為明君的條件
一個明君,可以創造繁盛的國度,不但可以讓國家擁有強大的兵力與經濟能力,也有餘力推動詩詞、繪畫、雕塑的興盛。中國歷史上眾多明君名垂千古,諸如漢武帝、唐太宗、康熙、乾隆,都是開創盛世的傳奇明君。然而,千年來上百位皇帝誕生於皇家、擁有良好的教育,為何有的以勤政聞名、有的卻帶領國家滅亡?為何有些人能開創大清盛世、有的卻只能讓王朝割地賠款?
原來,平平都是生在帝王家,卻不是每個人都能克服皇家的重重關卡,培育足以開創盛事的能力。一如當今的公司經營、企業管理、國家治理,有的二代讓公司再創佳績、有的二代讓國家陷入困境。嬌生慣養的帝王後代,若沒有成功克服考驗就擅自登上皇位,只不過會帶給國家更悲慘的命運,無法同理百姓、聽取建言,更缺乏法治精神,甚至道德淪喪。
▲權力的龐大誘惑
成為最高領袖後,龐大的權力常常讓人「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當一個人擁有號召全國、動員人民的能力後,忘了初衷也是很常見的事情。權力的甜頭為何有這種魔力?這種力量又是如何驅使眾多志士逐鹿中原?
即便克服了權力的誘惑,領導人又該如用善用權術?權力讓君王萬夫莫敵,但如果沒有良好的駕馭之力,君王將被權力給反撲淹沒。當人民反抗時,該如何適時安撫、適時鎮壓?當重臣犯法時,該殺雞儆猴,還是施予恩澤?開創國度的君主,又該如何在「馬下」治理天下?
中國千年長河之中的明君與昏君,處處都有今日統治者必須警惕與學習之處,統御一個國家,正如統御一個企業、機構、家庭,擁有權力的同時,更需要小心留意自身不足。
本書萃取了史學大家王壽南老師多年的研究,從中爬梳中國歷史上君主的權術與陷阱,透過千年底蘊的歷史經驗,剖析君王的關鍵特質!
王壽南
知名歷史學者,專攻隋唐史、中國政治史、中國近現代史等研究領域。
先天弱視,由於長期大量閱讀,視力逐漸惡化。1997年,因為白內障手術失敗,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視力也因白內障惡化持續減弱,近乎全盲,但仍以口述的方式撰寫歷史專欄文章。2006年,進入教會,受洗為基督徒。2007年,經歷一場成功的白內障手術後,恢復了左眼視力,人生重獲光明後,他又提筆撰寫了《天梯:王壽南談基督信仰》、《光照:歷史學家對聖經的30則探問》、《愛的恩典之路》、《Yes, I do. 我願意:從相遇、相知到相守的伴侶相處方程式》,筆耕不倦。
學經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畢,政治大學研究所碩士、博士。曾任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歷史學系主任、歷史學研究所所長、文理學院院長,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教授,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教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執行秘書,中國歷史學會理事長,中國唐代學會理事長。
重要著作:《光照:歷史學家對聖經的30則探問》、《愛的恩典之路》、《Yes, I do. 我願意:從相遇、相知到相守的伴侶相處方程式》、《天梯:王壽南談基督信仰》、《改變人生的火種》、《武則天傳》、《隋唐史》、《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中國歷代創業帝王》、《唐代的宦官》、《唐代人物與政治》、《唐代政治史論集》等。
序
君主的掌權之路
中國古代政治的特質
中國古代政治的兩個層面
使王朝死亡的基本因子──君主
革命或造反?
無限制權力的誘惑──中國人的皇帝夢
清君側!君側能清嗎?
政權的崩潰
成為明君的條件
禮義廉恥──統治者要提倡道德嗎?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中國人有法治精神嗎?
豈可馬上治天下?
垂簾聽政──中國女性的王權展現
結語 中國何以不能產生民主?
無限制權力的誘惑──中國人的皇帝夢
「皇帝」是中國人最羨慕又恐懼的人物,有人會夢想:有一天我能做到皇帝那該多好。可是敢於做這種夢想的人是極少數的,絕大多數的人會夢想到的是:有一天我如果被皇帝召見賜給我一個官位,那該多好。所以中國人時時刻刻,都會夢想到皇帝。在中國人的印象裡,皇帝是一個神秘的人物,手握無上的權力,能呼風喚雨,給人榮華富貴,也可以讓人身首異處。
皇帝一詞,是從秦始皇開始的,在秦以前的周代,君主稱為天子。周代實行封建制度,封建,是一種分權的制度,也就是將政治權力一層層分配下去,在這種分權制度下,周天子並沒有很大的權力,因為他把權力下放給諸侯,諸侯又把權力下放給大夫。所以在周代的君主也就是周天子的權力極為有限。《詩經‧小雅‧北山》裡面說:「尃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是《詩經》裡面讚頌周天子的詩,但事實上,周天子並沒有那麼大的權力,他的權力只限於一小塊的王畿,也就是他自己的直轄領地,全國除了王畿以外的其他地方,都分封給各個諸侯,這些諸侯就是我們時常聽到的「某某國」,像魯國、晉國、楚國……等,這些諸侯國內的事情,周天子是不能直接干預的。同樣,諸侯國也將自己的士地分封給各個大夫,大夫管的地方稱為「邑」,大夫的邑裡面發生了什麼事情,諸侯理論上也不能直接插手,而由大夫自己做決定。所以在這種分層負責之下,周天子實際上是沒有大權的,雖有前謂「尃天之下,莫非王土」,可是周天子對於這些土地幾乎沒有管轄能力;「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些王臣,周天子也指揮不動,所以在周代封建制度下的君主,權力是非常小的。周代有二重君臣關係,天子與諸侯是君臣,諸侯與大夫也是君臣,《左傳》襄公十三年,記載一段故事:衛獻公召見兩位大臣孫文子與寧惠子,衛獻公正好打獵回來,沒有脫去打獵服的皮衣皮冠,更換正式的禮服就出來和兩位大臣相見,兩位大夫認為獻公不禮貌,因而大怒。這段記載反映出孔子所說的:「君待臣以禮。」可見周代君臣之間地位是很接近的。因此在周代,君臣之間的關係拉得很近。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個「忠」與「禮」在春秋時代是相對應的,如果一個君無禮,臣就不一定要忠,所以孔子接著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若一個君主很不好,臣也不一定要效忠。所以在周代是沒有絕對的忠君觀念,也因此孟子才敢提出「暴君可伐論」,這就表示春秋戰國時代,忠的觀念不是絕對要忠君,人民也有權力討伐一個暴君。
到了秦始皇繼位統一六國後,他廢除封建制度,使得君主權力大大提高。秦始皇自稱皇帝,從此後兩千多年中國都是實行皇帝制度,皇帝變成中國最有權力的人物,由於廢除封建制度以後,所有的榮華富貴都出於皇帝一人之手。但是因為秦的國祚太短,所以《史記》裡面記載的秦朝的史料也就不多,我們對於秦始皇到底有多大權力也就無從詳知。但是到了漢代,因為漢代是個比較長命的朝代,記載的史料也比較多,所以我們對漢代皇帝權力就知道比較詳細。漢代是繼承秦的制度,所以我們看漢的制度大概也可了解秦的制度。漢朝時代,雖然漢高祖恢復了封建,從漢以後一直到清代雖也一直都有封建,但這個封建跟周代的封建是截然不同的,漢代的封建只是封爵位而不是封官位,所以漢代以後被封的王、侯,他們只有榮譽頭銜,而沒有實質的領地與政治指揮權。
漢代的皇帝是有權的,但是他的權力也不是絕對的,我們只要看看漢朝皇帝跟宰相之間的禮節就可瞭解,漢代的禮儀規定,君主在室內若看到宰相走進來,必需要從座位上站起來迎接宰相,請宰相坐下來;如果皇帝的鑾駕跟宰相的車隊在路上相遇,這時若宰相的馬車停下來,皇帝的馬車也必需停下來,兩人都下車相互作揖,作完揖,宰相請皇帝上車讓皇帝先走,然後宰相再走。由這樣子的禮,可看出皇帝跟宰相幾乎像是朋友一樣,皇帝只不過是輩份比較高的人,由此我們便可看到漢代皇帝不是有絕對權威的。
我們再看一個漢文帝的小故事。漢文帝有一天要到柳營去巡視軍隊,當時駐紮柳營的是周亞夫將軍的部隊,由於漢文帝沒有事先通知就突然到柳營的門口,門口衛兵就把漢文帝的車隊攔下來,當然,漢文帝身邊的隨從部下就立刻告訴守衛說:「現在是皇上來了!還不放行?」但是衛兵們仍不放行,說:「軍營中只聽將軍的軍令,沒有將軍的命令,是不能進軍營的。」於是漢文帝沒辦法,就跟士兵說:「那就召將軍過來吧!」守營士兵才去請示營區將軍周亞夫,周亞夫便派人來軍營門口,帶領漢文帝車駕進入柳營。剛進軍營,一個士兵就跑過來說:「軍中有規定,軍營內不許車馬奔馳。」雖然此時文帝身邊隨從官員都已生氣,但漢文帝仍要大家依照周亞夫所定軍令,放鬆韁繩,緩緩前進。由這兩件事情可以看出來當時的皇帝不是擁有絕對權威的,漢文帝到了柳營,竟然這麼吃不開,這在後代是不太可能發生這種事情,可見漢代皇帝權力還不是很高的。
到了魏晉南北朝,由於當時世襲的世家大族勢力伸進了政治舞台,所以皇帝的權威又稍稍的下降,宰相的權威也升高一點點,因為很多做宰相的都是世家大族,他往往可以抗衡君主。其中最有名的像東晉元帝時的王導當宰相時便如此,由於晉朝皇室跟流亡漢人剛剛過長江,必需靠王導、王敦兄弟這類世襲世家的人扶持,所以王導當時是東晉宰相,權傾中外,當時民謠就說:「王與馬,共天下。」王,指的是王導與王敦;馬,指的是東晉元帝,因為東晉皇室姓司馬,也就是三國時司馬懿的後代,王與馬共天下,就表示宰相權力不下於皇帝。事實上,整個魏晉南北朝的皇帝權力幾乎都不是那麼大,譬如南朝的梁武帝時代,北朝的大將侯景投降了南梁朝,梁武帝非常器重侯景,侯景就要求跟南方的世家大族聯姻,他想找士族中最尊貴的王家,可是侯景既非南朝也不是北朝的任何一個名望世家出身,結果梁武帝就跟侯景說:「王、謝兩家是士族中最尊貴的,向來不與庶姓通婚,我就算說媒也是說不動,你不妨從王、謝兩家以下的士族找找看吧。」可見梁武帝以皇帝之尊,想與尊貴的士族作媒都不一定作的通,也可見當時皇帝的權力不是絕對的強勢。
到了唐代,世家大族漸漸衰微,所以皇帝的權力又開始抬頭向上,不過此時皇帝權力的向上升張也不太多。唐代的宰相還是有相當的力量,譬如說他們有副署的制度,也就是說唐代皇帝的詔書如果沒有宰相與相關官員的副署,這詔書是不生效的。最有名的一個例子:唐中宗皇帝時,他女兒安樂公主為了貪財,私自賣官鬻爵,於是自己寫任命狀再請唐中宗蓋玉璽,唐中宗疼愛女兒也就胡亂地真蓋了,但這個人事任命狀並沒有經過宰相跟相關官員副署,所以安樂公主自己也知道這任命狀不合乎法律程序,所以她將任命狀交給買官者時候,封袋是斜著封口的,不敢像正式公文一樣是正封口的,歷史上稱這種官叫做「斜封官」。斜封官只是一種榮譽頭銜,買這種斜封官的人也不能拿著這個任命狀去衙門上班,因為這沒有經過宰相與相關官員副署所以不是有效合法的詔書,由此可看出這時宰相與官員還是有相當權力的。
到了宋代,君主的權力開始提升,君臣的地位也開始拉遠。在宋代,大臣們上朝見皇帝,全都站著沒有座位,只有皇帝一人坐著,所以這時皇帝跟大臣的距離不像朋友了,差距明顯拉大。而且忠君觀念在宋代也開始由相對變成絕對,在宋以前,沒有絕對的忠君觀念,但到宋以後便變成絕對忠君觀念了。所以絕對忠君觀念,就是不問君主是好是壞,臣子都絕對要忠,所以到宋代,「忠君不二」的觀念開始建立,「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這種觀念也在此時建立,這跟孔子孟子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此時君主的地位也就因此大為提高。到了明代,在明太祖朱元璋有意的安排之下,皇帝的權力更上一層樓,君臣之間的距離更是拉遠了,臣子要向皇帝報告事情是要跪在地上的,跟當年漢朝時候那種君臣關係實在差距極遠。明太祖提高君主權力最重要的一個方法,就是洪武十三年(西元一三八○年)的廢相,也就是把宰相制度廢除。中國最早開始的宰相制度是秦漢時代之「獨相制」,也就是宰相只有一人,所以獨相制下的宰相權力很大,因為他一人往往就可以抗衡皇帝。到了東漢,宰相就不只一個人了,普通情況下,朝廷的三公都是宰相,也就是說宰相有三個人了,且彼此地位都是平等的,這稱為「多相制」,多相制之下的君主與宰相權力若相對抗,君主往往會較佔優勢,因為君主可以利用眾多宰相間的彼此不合而操縱其中,這種多相制是讓宰相權力削弱的一個很大原因,這也就是為什麼唐宋時代君主權力會逐漸上升的原因,因為到唐宋仍是實行多相制。但是到了明代洪武十三年的廢掉宰相又是大變化,因為宰相是全國行政首長,行政工作是一定要天天推行的,沒有宰相後誰來負責推行政務呢?明太祖很明顯的就是要皇帝自己兼宰相,所以明太祖廢宰相實際上是君權併吞了相權。當然有人還是會說:明代不是還有宰相也就是「內閣大學士」嗎?但實際上,內閣大學士根本沒有宰相之名,他只是皇帝的秘書,替皇帝看看公文,再用一張小紙條貼在公文上面,寫出公文重點摘要與重要性以及處理方法等等,這些意見也僅供皇帝參考而已,內閣大學士根本沒權力替皇帝批公文。所以若有人認為內閣大學士是宰相的話,那也只是「暗相」,跟明朝以前宰相明顯的行政權力是大不相同的,所以明以前的宰相可以稱為「明相」。暗相,雖然偶爾會有權力,但這種權力是躲在幕後不能站出來的,他必需假借皇帝利用皇帝做政治擋箭牌,從幕後操縱皇帝來控制政局,所以暗相絕對沒有明相那樣明顯的政治權力,故皇帝跟內閣大學士的權力差距非常的遠,內閣大學士也絕不能與明朝以前的宰相相比擬,這就是明代君主權力提到非常高的情景。
到了清代,清朝是以滿族入主中原統治人數眾多的漢人,他一開始時便因於現實需要沿用了明代的制度,所以清初也是用內閣大學士當皇帝秘書。到了雍正年間,雍正皇帝改用軍機大臣來做皇帝的秘書分攤政務,內閣大學士的權力逐漸削弱,但軍機大臣同樣也不能直接對文武百官發號施令,因為他也不是宰相,所有要直接對文武百官發號施令都必須經過皇帝的詔書,這就是所謂的「上諭」,所以軍機大臣同樣也是躲在幕後的。有的人會說清代軍機大臣也是宰相,但那也只是暗相,他的權力是沒有辦法跟明朝以前的宰相相比擬。我們可將周代到清代君權與相權演變的趨勢以下圖來表示。
從上面的示意圖可以看出,當相權愈來愈弱,而君權愈來愈強。到了清代,相權弱到谷底,而君權奔上顛峰,所以清代的大臣們見到皇帝不但要跪下,而且頭還要磕在地上,也就是我們所謂的五體投地,這樣子的禮節實際上大大拉開了君臣間的關係。尤其是身為滿州人的滿臣,上奏章給皇帝時,必須自稱為「奴才」,更可見此時做為臣子的卑微,所以到了清代,君主的權力到了最顛峰。另外一方面,在中國古代政治制度中,有所謂監察制度,在宋代以前,監察制度可分為兩個系統,一個是監察皇帝的,稱為「諫官」,如諫議大夫、給事中、補闕、拾遺等官員,這些都是監督君主有無過失而加以指正的監察官系統;另一個是監督文武百官的,稱為「台官」,例如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監察御史等,這些官員是負責文武百官有無違法失職而加以彈劾的另一監察官系統,但到了宋代,諫官系統卻不監督君主而監督文武百官,所以從宋代以後,就沒有監督君主的官員了。而宋代以後特別到了明清兩代的君主權力,也幾乎沒有任何限制,他能受什麼限制呢?他只有三個限制:一、皇帝自己的良心,二、皇帝自己的觀念,三、皇帝自己的想法,但這三者都是出在皇帝本人而不是外力限制,也就是說君主除了受本身的思想所限制之外,沒有任何外力可以限制他,無論是法律、社會輿論、司法都不能限制他,其他的外力也都不能限制君主。《史記》裡面記載秦朝的宰相李斯勸秦二世要「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這句話意思就是皇帝要一個人控制天下而不被天下任何外力所控制,李斯的這句話,其實在秦漢兩代乃至以後的唐宋時代似乎都還無法做到,因為當時君主的權力多少還受一些外界的限制。譬如說在東漢魏晉南北朝,皇帝權力還是得受世家大族的限制,到了唐宋時期的皇帝權力,還是會受到士大夫輿論的限制,但是到了明清兩代,因為世家大族早已經消失,而社會上一般士大夫們的輿論也限制不了皇帝權力,所以到清代時皇帝權力幾乎是無限制的權力,這是皇帝權力的顛峰狀態。
十九世紀末期,孫中山領導革命,在一九一二年竟然推翻了滿清,也結束了皇帝制度,這好像是皇帝制度一下子從最高的顛峰掉到懸崖下不見了。然而,皇帝制度已實行了兩千多年,皇帝可以沒有,但在人民的思想觀念與心中,「皇帝陰影」卻仍舊揮之不去,不可能一夕就消失,所以當孫中山革命時說要打倒皇帝取消帝制,這時就有人問他:「不要皇帝,那誰來做皇帝呢?」孫中山知道沒辦法也不容易解釋什麼叫做民主,所以他只好說:「中國四萬萬人都是皇帝」,其實這個解釋恐怕一般老百姓是越聽越糊塗。孫中山的意思其實是由人民來作主,也就是西方的民主概念,可是當時的中國人其實是聽不進去也聽不懂,他們會覺得天底下哪裡有這種事情,所以一九一二年時中國的皇帝制度雖然消失了,但是「皇帝思想」卻仍舊深刻存在中國人們的心中,因為制度是可以一刀兩斷,可以說從幾年幾月幾號開始取消或改變了某制度,但人民的思想卻不是那麼快就可以打斷的,所以思想的改變是非常緩慢的。也因為皇帝思想仍一直存留在中國人的腦海裡,所以我們可以發現一九一二年以後,國家的政治最高領袖們仍常常以皇帝自居,這種心態最明顯的就是袁世凱企圖稱帝,雖然他稱帝最後是失敗了,但這卻反映出當時的政治領袖們都還很想自己做皇帝,也幾乎都有皇帝夢。雖然袁世凱以後,除了溥儀復辟外,也沒有人再做過皇帝了,但是,無論用什麼名義,國家最高的領導人常常都以皇帝自居。
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分裂為兩個政府,也就是中國大陸跟臺灣,這兩個政府的領導人雖然都沒有皇帝的名號,但兩岸政府的最高政治領導人之心態上,都是以皇帝自居,兩岸的人民也常常把他們政府的最高領導人看成是皇帝。我們只要看在兩岸裡面很多社會上通用常見的詞句,像「太子黨」、「皇帝娘」、「駙馬爺」等都是經常在兩岸的新聞中出現,可見在民間還是流傳著把政府最高政治領導人當成皇帝的心態,所以不僅是政治最高領導人本身自視為皇帝,人民同樣也視他為皇帝,所以在一九一二年以後皇帝制度確實沒有了,但是皇帝思想的鬼魅仍舊存在,這種皇帝思想鬼魅如果不能徹底消除,中國恐怕離真正的民主還有相當一段距離。
歷史像鏡子(代序)
有人認為歷史只是人名、地名、年代的組合,全靠記憶,十分枯燥無趣,這種想法實際上是錯誤的。歷史是人類活動的記錄,歷史的重點在於理解過去的人所說的話和所做的事,其中人名、地名、年代只是呈現這些話和這些事是誰做的,什麼地方發生的,什麼時候的事,如此而已。一個人想要了解歷史,他可以不必要記得人名、地名或年代,最重要的是那歷史人物說過什麼,做了什麼,這才是歷史的重點。
歷史像鏡子,不過,這面鏡子不是掛在室內,照自己容貌的鏡子,這面鏡子是照過去的人言行的鏡子。譬如當你坐上汽車的時候,你會發現車子裡面有很多面鏡子,有向後照的鏡子,有向左右照的鏡子,當汽車走過彎道時,在急轉彎道的路旁,也會佇立一面鏡子。這些鏡子分別觀照車子後面的景物及車子兩邊的景物,在馬路旁豎起的鏡子,則是照前面轉彎後可預見的景物,這些鏡子就有點像歷史的鏡子,因為分置在車上的鏡子和路邊的鏡子,是看得見但摸不著的,主因它跟你有相當的距離,但是事實上它是存在的,可以清楚看見那邊有人在做什麼事,看得清清楚楚。歷史的鏡子,就是讓看到過去人們的活動情形。
從歷史的鏡子裡,可以看到許許多多不同的故事,他們的情節不同,人物的性格不同,結局也不一樣,這些故事中有許多是相當有趣的。一般人都喜歡聽故事,從童年時代開始,人就一直流露出喜歡聽故事的本性,其實這就表示每一個人都是歡喜歷史,而歷史所表現出來的就是故事,然而看這面歷史的鏡子,是要用「心」看的。對照歷史的鏡子不是只用眼睛看的,如果只用眼去看,當然也可以看到鏡子裡面展現出來的一幕幕故事,很有趣也很精彩,但是這些故事跟我們有關嗎?你不見得認為有關係。但是只要用心看這些故事時,就會發現這些故事跟我們有相當的關係,此話怎說呢?因為歷史是從前人所走過的路,前人走過的路,後來的人也會走過,前人做過錯誤的事,後人也會做錯或犯了錯誤。譬如,從前有一個人騎腳踏車在路上急奔,忽然來了個九十度大轉彎,雙手握的手把在九十度轉彎時,車子一打滑翻了車也跟著摔在地上受傷了,痛苦不堪。這故事在旁人看起來就是騎太快了,轉彎轉太急了。乍看之下似乎跟我們毫無關係,可是如果用「心」看歷史,看到這人騎車摔跤的歷史,就會學習到騎車時千萬不能在速度很快的時候來個九十度的急轉彎,如此也會跟這人一樣摔跤,當然不一定是騎腳踏車,可能是開車時突然因九十度轉彎打滑而翻車,從而理解如做某一件事,可能因突如其來的一個九十度大轉彎,結果把事情給弄砸了。所以人可以從歷史的鏡子裡,從前人所犯的錯誤中學習到不要重蹈覆轍,這就是用「心」看歷史定有所體會,而不只是看故事而已。我常常說,歷史是教人聰明的學問,這句話有一個附帶條件,就是要用「心」去讀歷史,用心體會歷史中前人所做的事、所說的話有何啟示,從這些啟示裡學到的,自然會讓人變得更聰明。
有人會問,歷史是前人發生的事,這些事件有的是百年前或千年前發生的,跟我們有什麼關係?沒錯,歷史是離我們有一段距離的,其中有離得很近、也有離得很遠的,昨天的事就是歷史,當然千年前發生的事也是歷史。而為什麼前人的事對我們會有啟發呢?的確,他們穿的衣服可能跟我們不相同,交通工具可能跟我們也不相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人性,一千年前或二千年前人的人性跟今天我們的人性是一樣的。正因為人性是一樣的,所以從歷史的鏡子裡面看前人所發生的事,現代人會產生同樣的感受,看到歷史人物的成功會同感興奮,當看到歷史人物因失敗而痛苦,看了也會替他難過,這種感情雖然有時間的相隔,可是感受上是相通的,這就是因為我們和從前人有同樣的人性,我們能感受到從前人的喜怒哀樂,所以讀岳飛的傳記,可以感受到岳飛那種怒髮衝冠的情緒,讀了陸游的詩,可以感受一個在時代的困境中想望成功、想望復興的人的那種心情。同時,由於我們和從前的人人性相同,所以我們和前人有同理性;也就是說,前人做了什麼,其邏輯觀念和我們的邏輯觀念是一致的,因為有同理性,由他們成功或失敗的原因,將之拉回對照自己的身旁或周遭所發生的事與此是不是相似,自然可同樣推理或驗證,此即歷史對現代人的功用。所以歷史絕對不是博物館裡的古董,古董是不會回到現代,當古董擺在博物館裡,不過是幾百年幾千年前的東西;但歷史不然,歷史雖是從前發生的事,可是其精神是會在現代人身邊起作用的,所以歷史和現代的生活是不會脫節的,所以歷史絕對不是博物館裡的古董。因此,有時候讀了一段歷史,再回頭看看周遭發生的事,你定會啞然失笑,會覺得今天發生的事,和從前所發生的事怎麼那麼相像啊!不禁以為今天的人們又在演從前人的戲了,這也是為什麼需要把歷史看成是一面鏡子,不只是讀他們的故事,還要懂得故事究竟給了我們什麼樣的啟示,面對類似的事該如何應付,如何做正確的判斷,由此可見,歷史對一個人的現實,是絕對有它的功用的。
我在政治大學教授中國政治史課程二十多年,對於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問題十分有興趣,本書的每一篇文章,實際上都與政治史有關,本書的文章有少數是發表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大多數的是登載在《歷史月刊》,這些文章雖然每篇題目不同,但都不離開政治史的範疇。這些文章看似在談歷史,可是讀者們回過頭看看今天的環境,是不是都和現今的環境有些相似呢?如把這本書當成是歷史的鏡子,對照歷史的鏡子回頭看看周遭的環境,你會不會產生了一些感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