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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舊時代之興衰 尋找新未來之行路
掌握歷史智識 建立嶄新思維
史學經典巨著 出版83週年紀念
錢穆獻給歷史的溫情與敬意
★史學經典巨著,1940年問世以來,一直影響史學界研究。
★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余英時院士專文導讀。
★大師寫給大眾的中國史通論。
「這是一部應該人手一編的中國史學無盡藏!」——余英時
錢穆以「中國通史」課程講義為底本,撰寫的通史著作。全書分為三層次,使用「綱目體」論述,先梳理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再深入剖析各朝代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學術等層面的發展,是認識中國史的最佳入門書。
錢穆於1940年代寫成此書,為了讓當時的人基礎了解中國歷史,行文力求簡要,僅舉大綱,並以手繪地圖、圖表解說,讓讀者更能清晰、有系統地掌握全貌。並且大量引用研究中國史不容忽視的典籍,分別追溯歷朝制度、政治形態、經濟體系或士人階層等方面的變遷軌跡,再就變動加以綜合觀察,以凸顯中國史的特色。寫作手法深刻平衡了學術與通俗的界線。
上古為中國史的起點
石器時代遺址的發現,使古史觀念脫離了三皇五帝的傳說,轉移到有形物品可尋的範疇。
春秋霸政期轉型為戰國軍國期
春秋時代從共主衰微到諸侯兼併,逐漸形成郡縣國家的型態。戰國時代的封建貴族完全崩潰,軍人、商賈興起,走向中央集權國家。
秦漢大一統,出現代表平民的政府
中國疆域版圖於秦朝確立,首度全國統一,創建政治制度、奠定學術思想、實行書同文車同軌,為平民政府立下基礎。直至漢朝興起,中國史上初創平民政權。
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的開始
東漢士族不肯同心協力建設國家,大一統瓦解,分崩動亂長達近四百年。朝代更迭迅速,長期存在有多個政權並存的局面。
隋唐盛運再臨,中唐後傾頹再度分裂
全國再度統一,這時期的統一政府與秦漢不同,中央重建宰相職權、地方政權統轄於中央。安史之亂引爆唐朝的內憂外患,藩鎮傾覆唐朝,延續為五代十國。
兩宋以貧弱的姿態於歷史現身
全國三度統一,但國力並未隨之富強,且重文抑武,始終積弱不振,難敵外患,引發讀書人的自覺精神,數度革新變法。
元明接續立國,國家走入君主獨裁
元朝為第一次非漢人政權,以不平等的階級概念立國,除去武力鎮壓和財富侵佔外,並未真正與傳統的儒家精神融合,以致未及百年即被漢人平民推翻,建立明朝。但明太祖廢相,在未來三百年的統治中埋下隱憂。
滿清入主,部族政權再現
第二次非漢人政權、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政制沿襲明朝,但對漢人十分猜忌,文字獄直至清中葉都未嘗間斷,以致讀書人轉為消極地鑽研學術。中葉後人口激增、外國叩門,通膨亦隨之增長,民變、外患就此產生。
歷史學家聯合推薦(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汎森(中研院院士) 王健文(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孔令偉(中研院史語所助研究員) 丘文豪(中研院博士後研究) 徐兆安(中研院近史所助研究員) 高震寰(中研院史語所助研究員) 許凱翔(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游逸飛(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傅揚(臺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鄭丞良(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閻鴻中(臺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錢穆(1895-1990)
錢穆先生字賓四,歷史學家、儒家學者、教育家。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為嚴耕望所評選的「現代四大史學家」。美國耶魯大學讚譽錢穆先生為:「一個古代文化的代表人和監護者」。
七歲時入私塾讀書,十八歲任教於無錫三兼小學,開始教學生涯。1918年,第一本著作《論語文解》(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23年,任教江蘇省無錫第三師範學校。1930年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1931年於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講授中國通史,於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及北師大兼課。1935年,出版《先秦諸子繫年》。1937年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根據任教北京大學中國通史課程講義,開始撰寫《國史大綱》。1935年,出版《先秦諸子繫年》,1939年完成《國史大綱》書稿,1939年夏,至香港親自面交書稿給王雲五先生,1940年6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國史大綱》。1950年,在香港成立新亞書院。1960年赴耶魯大學講學,獲頒耶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同年赴歐訪問。1967年,遷居臺北;1968年,遷入素書樓,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8年冬,中國文化大學聘先生為史研所教授,先生長年在家中授課,直至1988年因病而停止授課。
1990年6月遷出素書樓,8月30日病逝於臺北寓所,歸葬蘇州太湖西山湖濱。
錢穆(1895-1990)
錢穆先生字賓四,歷史學家、儒家學者、教育家。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為嚴耕望所評選的「現代四大史學家」。美國耶魯大學讚譽錢穆先生為:「一個古代文化的代表人和監護者」。
七歲時入私塾讀書,十八歲任教於無錫三兼小學,開始教學生涯。1918年,第一本著作《論語文解》(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23年,任教江蘇省無錫第三師範學校。1930年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1931年於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講授中國通史,於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及北師大兼課。1935年,出版《先秦諸子繫年》。1937年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根據任教北京大學中國通史課程講義,開始撰寫《國史大綱》。1935年,出版《先秦諸子繫年》,1939年完成《國史大綱》書稿,1939年夏,至香港親自面交書稿給王雲五先生,1940年6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國史大綱》。1950年,在香港成立新亞書院。1960年赴耶魯大學講學,獲頒耶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同年赴歐訪問。1967年,遷居臺北;1968年,遷入素書樓,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8年冬,中國文化大學聘先生為史研所教授,先生長年在家中授課,直至1988年因病而停止授課。
1990年6月遷出素書樓,8月30日病逝於臺北寓所,歸葬蘇州太湖西山湖濱。
★上冊
導讀 《國史大綱》發微——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余英時(中央研究院院士)
引論
第一編 上古三代之部
第一章 中原華夏文化之發祥——中國史之開始虞夏時代
一 近代對上古史之探索
二 中原華夏文化之發祥
三 夏代帝系及年歷
四 虞夏大事
第二章 黃河下游之新王朝——殷商時代
一 殷代帝系及年歷
二 殷人居地之推測
三 殷人文化之推測
四 殷周關係
第三章 封建帝國之創興——西周興亡
一 西周帝系及年歷
二 周初之封建
三 西周勢力之繼續東展
四 幽王見殺與平王東遷
第二編 春秋戰國之部
第四章 霸政時期——春秋始末
一 春秋年歷及分期
二 霸前時期之形勢
三 齊桓晉文之霸業
四 霸政衰微後之大夫執政
五 春秋時期之一般文化狀態
第五章 軍國鬬爭之新局面——戰國始末
一 戰國年歷及分期
二 從宗法封建到新軍國之種種變遷
第六章 民間自由學術之興起——先秦諸子
一 春秋時代之貴族學
二 儒墨兩家之興起
三 學術路向之轉變
四 士氣高張
五 貴族養賢
六 平民學者間之反動思想
第三編 秦漢之部
第七章 大一統政府之創建——秦代興亡及漢室初起
一 秦漢帝系及年歷
二 國家民族之摶成
三 第一次統一政府之出現及其覆滅
四 平民政府之產生
第八章 統一政府文治之道——由漢武帝至王莽
一 西漢初年之社會
二 西漢初年的政府
三 西漢初年的士人與學術
四 中央政府的文治思想之開始
五 漢武一朝之復古更化
六 士人政府之出現(昭宣元成一段)
七 漢儒之政治思想
八 王莽受禪與變法
第九章 統一政府之墮落——東漢興亡
一 東漢諸帝及年歷
二 東漢之王室
三 東漢外戚與宦官
四 外戚參加王室之由來
五 宦官參加王室之由來
第十章 士族之新地位——東漢門第之興起
一 士族政治勢力之逐步膨脹
二 東漢之察舉與徵辟制度
三 太學清議
四 黨錮之獄
五 門第之造成
六 東漢士族之風尚
第十一章 統一政府之對外——秦漢國力與對外形勢
一 兩漢國力之比較
二 西漢與匈奴
三 東漢與西羌
第四編 魏晉南北朝之部
第十二章 長期分裂之開始——三國時代
一 魏晉南北朝之長期分裂
二 舊政權之沒落
三 離心勢力之成長
四 新政權之黑暗
五 思想界之無出路
六 三國帝系
第十三章 統一政府之迴光返照——西晉興亡
一 西晉帝系及年歷
二 西晉王室之弱點
三 胡人之內地雜居
四 懷愍被虜與人心之反映
五 文化中心之毀滅
六 新宗教之侵入
第十四章 長江流域之新園地——東晉西渡
一 東晉帝系及年歷
二 東晉一代之北伐與內亂
第十五章 北方之長期紛亂——五胡十六國
一 五胡十六國撮要
二 十六國前後形勢之大概
三 五胡十六國大事簡表
四 胡人之漢化與胡漢合作
第十六章 南方王朝之消沉——南朝宋齊梁陳
一 南朝帝系年歷
二 南朝王室之惡化
三 南朝門第之衰落
第十七章 北方政權之新生命
一 北朝帝系及年歷
二 北方之漢化與北方儒統
三 魏孝文遷都及北魏之覆滅
四 北齊北周文治勢力之演進
第十八章 變相的封建勢力——魏晉南北朝之門第
一 九品中正制與門閥
二 學校與考試制度之頹廢
三 南渡後之僑姓與吳姓
四 當時之婚姻制度與身分觀念
五 北方的門第
六 郡姓與國姓
第十九章 變相的封建勢力下之社會形態(上)——在西晉及南朝
一 漢末之荒殘
二 農民身分之轉變
三 西晉之戶調制與官品占田制
四 南渡之士族
五 兵士的身分及待遇
第二十章 變相的封建勢力下之社會形態(下)——在五胡及北朝
一 五胡時代的情況
二 北魏均田制
三 西魏的府兵制
第二十一章 宗教思想之瀰漫——上古至南北朝之宗教思想
一 古代宗教之演變
二 東漢以下之道教與方術
三 魏晉南北朝時代之佛教
四 北方之道佛衝突
五 隋唐時期佛學之中國化
第五編 隋唐五代之部
第二十二章 統一盛運之再臨——隋室興亡及唐初
一 隋代帝系及年歷
二 隋代國計之富足
三 煬帝之誇大狂
四 唐代帝系及年歷
五 貞觀之治
第二十三章 新的統一盛運下之政治機構——盛唐之政府組織
一 宰相職權之再建
二 地方政治之整頓
第二十四章 新的統一盛運下之社會情態——盛唐之進士府兵與農民
一 唐代之貢舉制
二 唐代之租庸調制
三 唐代之府兵制
第二十五章 盛運中之衰象(上)——唐代租稅制度與兵役制度之廢弛
一 由租庸調制到兩稅制
二 自府兵到方鎮與禁兵
第二十六章 盛運中之衰象(下)——唐代政府官吏與士人之腐化
一 政權之無限止的解放
二 政府組織之無限止的擴大
第二十七章 新的統一盛運下之對外姿態——唐初武功及中葉以後之外患
一 安史之亂以前
二 安史之亂以後
第二十八章 大時代之沒落——中葉以後政治社會之各方面
一 唐中葉以後之藩鎮
第二十九章 大時之沒落(續)
一 唐中葉以後之宦官
二 唐中葉以後之朝士與朋黨
第三十章 黑暗時代之大動搖——黃巢之亂以及五代十國
一 流寇與唐室之傾覆
二 五代十國
三 契丹之興起
四 中原民眾之疾苦
五 中國之南北分裂
★下冊
第六編 兩宋之部
第三十一章 貧弱的新中央——北宋初期
一 北宋帝系及年歷
二 宋初中央新政權之再建
三 宋代對外之積弱不振
四 宋室內部之積貧難療
五 宋代政制上的另外兩個弱點
第三十二章 士大夫的自覺與政治革新運動——慶曆熙寧之變法
一 學術思想之新曙光
二 慶曆變政
三 熙寧新法
第三十三章 新舊黨爭與南北人才——元祐以下
一 熙寧新黨與南人
二 洛蜀朔三派政治意見之異同
三 道德觀念與邪正之分
第三十四章 南北再分裂——宋遼金之和戰
一 金起滅遼
二 遼帝系及年歷
三 金滅北宋
四 南宋與金之和戰
五 南宋之財政
六 南宋金帝系及年歷
第七編 元明之部
第三十五章 暴風雨之來臨——蒙古入主
一 蒙古之入主
二 元代帝系及年歷
三 元代之政治情態
四 元代之稅收制度與經濟政策
五 元代之軍隊與禁令
六 元代之僧侶
七 元代之士人與科舉制度
第三十六章 傳統政治復興下之君主獨裁(上)——明代興亡
一 明代帝系及年歷
二 傳統政治之惡化
三 廢相後之閣臣與宦官
第三十七章 傳統政治復興下君主獨裁(下)
一 明初的幾項好制度
二 明代政制之相次腐化
第三十八章 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上)——自唐至明之社會
一 經濟方面
二 文化方可
三 南北政治區域之劃分及戶口升降
第三十九章 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中)
一 黃河與北方之水患
二 北方社會所受外族及惡政治之摧殘
第四十章 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下)
一 南方江浙一帶之水利興修
第四十一章 社會自由講學之再興起——宋元明三代之學術
一 貴族門第漸次消滅後之社會情形
二 宋明學術之主要精神
三 宋明學者之講學事業
四 宋明學者主持之社會事業
第八編 清代之部
第四十二章 狹義的部族政權之再建(上)——清代入主
一 滿洲興起至入關
二 明末流寇
三 南明之抗戰
第四十三章 狹義的部族政權之再建(下)
一 清代帝系及年歷
二 清代對待漢人之態度
三 清代政制
四 清代之武功
第四十四章 狹義的部族政權下之士氣——清代乾嘉以前之學術
一 明末遺民之志節
二 乾嘉盛時之學風
三 政治學術脫節後之世變
第四十五章 狹義的部族政治下之民變——清中葉以下之變亂
一 乾嘉之盛極轉衰
二 洪楊之亂
三 湘淮軍與咸同中興
第四十六章 除舊與開新——清代覆亡與民國創健
一 晚清之政象
二 晚清之變法自強
三 晚清之廢科舉興學校
四 戊戌政變與辛亥革命
五 辛亥革命以後之政局
六 文化革命與社會革命
七 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
八 抗戰勝利建國完成中華民族固有文化對世界新使命之開始
第一章 中原華夏文化之發祥中國史之開始虞夏時代
上古史為全部歷史之起點,應須求一明瞭之知解,然人類歷史總可推溯到無人可說之一境,則上古史之探索,終不免於只成為一種比較近理之測想。
一 近代對上古史之探索
近代對上古史之探索,可分兩途述說:一、史前遺物之發掘。二、傳說神話之審訂。
史前遺物發掘,可分三部分述之:
一、舊石器時代遺址之發現
此事始於民國九年,在甘肅慶陽為首次。此後陸續發現甚多。
(一)早期舊石器時代
民國十八年在河北房山周口店發現古代猿人之完整頭骨,考古學者名之曰「北京人」。其年代距今約五十萬年,中華民族當為其直屬後裔。其時北京人已知用火,當早於歐洲人用火三十萬年以上。其他遺物,周口店發現亦甚豐。其後在陝西藍田陳家窩,發現藍田猿人,與北京猿人時期相同。又有山西芮城匼河與西侯度村等十三處。其中芮城兩址時代更早。後有廣東曲江馬壩村發現「馬壩人」,時代稍後於「北京人」與「藍田人」。則是在遠古時代,吾中華民族之祖先,殆已遍布華南、北。
(二)中期舊石器時代
在華北發現者,多在山西、陝、甘高原一帶。自汾水流域北至河套,南緣橫山山脈。甘肅慶陽所發現,亦屬此期。華南有湖北長陽出土「長陽人」。
(三)晚期舊石器時代
此期距今約不過一萬年。遺址發現,遍及南北。惟黃河、長江下游各地,則尚未發現有此等遺址。
二、新石器時代遺址之發現
(一)黃河中下游
一為民國十年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所發現,稱為「彩陶文化」。其分布地區,以豫西、晉南及渭水中下游為中心,西至渭水上游,東至豫中,南至漢水中上游,北達河套。遺址發現,多在河流兩岸之台地,分布極稠密,已發現者約達千處以上。其中如西安半坡最早遺址,據測定,距今可達六千年。陝縣廟底溝早期遺址,距今亦逾五千年。其時已知經營原始鋤耕農業,兼事漁獵。
二為龍山「黑灰陶文化」。分布地區較「仰韶文化」為廣。西起陝西,東至海濱,東北至遼東半島,東南至江蘇,發現遺址三百餘處。此一期之文化,乃自仰韶文化發展進步而來。又可分較早「形成期」與較晚「典型期」之兩期。如河南陝縣廟底溝,即在仰韶文化之上層。安陽後岡則在殷墟之下層。此皆屬「龍山文化」之較早形成期。如山東歷城龍山鎮城子崖及日照西城鎮諸地,是為「龍山文化」之較後典型期。此時期之文化,鋤耕農業已甚進步。陶器開始採用輪製,並以精造黑色光薄的蛋殼陶為其特色。並已有城堡建築,以牛、羊、豬之肩胛骨為卜。
(二)長江中下游
有湖北京山縣屈家嶺之發現。其分布範圍,為以長江及武當山、桐柏山、大別山所環繞之江漢地區。其時期晚於仰韶,而早於龍山。其中如淅川遺址,據測定距今可達四千至五千年。此一地區之文化,已普種水稻。狩獵、紡織均相當發達,有豐富多彩的繪畫藝術。
(三)其他
如黃河上游,川、滇西南地區,東南沿海,塞北草原及東北地區,西北高原,青藏高原各處,皆有新石器時代遺址之發現,在此不備及。
由於此等發現,遂使國人古史觀念,漸漸脫離了三皇五帝之舊傳說,轉移到有物可稽之新研尋,此不可不謂是近六十年來吾國人古史知識上一大進步。
國人此六十年來之發掘考古工作,因於材料陸續發現,遂使因之而起之推論亦陸續改變。如仰韶、龍山兩期文化,以前認為其各自獨立發展,今已遭一致之否定。至西方學者早有中國民族與中國文化西來之臆測。民國十年發現仰韶彩陶上繪幾何花紋,西方學者仍認其與中亞、南歐一帶有關係,但今亦無人置信。據最近考古學家一般之意見,綜合舊石器、新石器兩時代遺址之發現,大體認為中國文化最早開始,應在山、陝一帶之黃土高原。東至太行山脈,南至秦嶺山脈,東南至河南西北山地,西北至河套地區。自此逐步向東南發展。及至新石器時代,當轉以渭水盆地及黃河大平原為中心。由仰韶彩陶文化向東發展,形成龍山文化。向西傳播,乃至黃河上游以抵西北高原。在此六十年之發現中,尚不見西北地區有舊石器時代之遺址,則中國民族中國文化西來之說,可以不攻而自破。
三、殷墟之發現
遠在清末,已有人在河南安陽發掘殷代所用龜甲占卜文字,而發現其地為古代之殷墟。此一遺址之年代,已遠在有文字記載之歷史以後。在此遺址所得器物,已遠後於石器時代,而代表了很進步的青銅器時代。其間有一部分遺物,可證其直接因襲於龍山文化而來者,如卜骨、如黑陶皆是。在殷墟之後岡,上層有白陶,今稱之曰「小屯文化」。中層黑陶,即代表「龍山文化」。下層彩陶,乃代表「仰韶文化」。是其地乃不斷有陶文化。
目前關於考古發掘之成績,大略可言者止此。
傳說神話之審訂,近人為之尤力。如顧頡剛等所編集之古史辨。
然中國民族本為一歷史的民族,中國古史早已歷經古人不斷努力,有一番卓越謹嚴而合理的編訂。
最著者莫如孔子之作春秋,與司馬遷之為史記。子不語怪力亂神,春秋「其文則史,其事則齊桓、晉文」,已為一部極謹嚴的編年史,歷史觀念至是已絕對超出「神話」之範圍而獨立。司馬遷為史記,謂:「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自負以史記繼春秋之後。五帝首黃帝,三皇傳說早未列入。至史記所載五帝帝系,後人亦多駁辨。如三國時秦宓、北宋時歐陽修等。故三皇五帝之舊傳說,在中國歷來史學界,本未嚴格信守。
今求創建新的古史觀,則對近人極端之懷疑論,亦應稍加修正。
從一方面看,古史若經後人層累地造成;惟據另一方面看,則古史實經後人層累地遺失而淘汰。層累造成之偽古史固應破壞,層累遺失的真古史,尤待探索。此其一。各民族最先歷史無不從追記而來,故其中斷難脫離「傳說」與帶有「神話」之部分。若嚴格排斥傳說,則古史即無從說起。即後代史亦強半由傳說追記,未必皆出歷史事變時人當身之記載。此其二。且神話有起於傳說之後者,如先有關羽之傳說,而漸變成神話。不能因神話而抹殺傳說。如因看三國演義而懷疑及於陳壽三國志。此其三。假造亦與傳說不同,如後起史書整段的記載與描寫,或可出於假造,以可成於一手也。如尚書之堯典、禹貢等。其散見各書之零文短語,則多係往古傳說,非出後世一人或一派所偽造。以其流傳普遍。如舜與禹其人等。此其四。欲排斥某項傳說,應提出與此傳說相反之確據。否則此傳說即不能斷其必偽或必無有。亦有驟視若兩傳說確切相反,不能並立,如謂某人某日在北平,而另一說則謂見其某日在南京。而經一番新的編排與新的解釋,而得其新鮮之意義與地位者。如知某人乃以是日乘飛機自北平往南京也。此其五。
而且中國古代歷史傳說,極富理性,切近事實,與並世其他民族追述古史之充滿神話氣味者大不相同。如有巢氏代表巢居時期,燧人氏代表熟食時期,庖犧氏代表畜牧時期,神農氏代表耕稼時期。此等名號,本非古所本有,乃屬後人想像稱述,乃與人類歷史文化演進階程,先後符合。此見我中華民族之先民,早於人文演進,有其清明之觀點與合理的想法。
大體上研究古史,應有其相當之限度,凡及年歷、人物、制度、學術等等,過細推求,往往難得真相。
一因古代文化演進尚淺,不夠按年逐月推求。後世如劉歆三統曆以下迄於皇甫謐帝王世紀、邵雍皇極經世等書,無論其推算不可信,即謂推算無誤,亦往往歷數十百年無一事可考,豈不於研治古史仍屬徒勞。二則因古代文化演進尚淺,人物個性活動之事業尚少,若專從人物言行上研求古史,則仍是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套舊觀念,不免多帶有神話與教訓之意味,亦不得古史真相。三則因古代文化演進尚淺,並不如後代有種種政治制度、學術思想等之並起,若從此方面研尋古史,則不脫漢代經學家「三代質文相禪」種種假想之範圍,所謂儒者託古改制,亦不能得古史之真相。
然古史並非不可講,從散見各古書的傳說中去找尋,仍可得一個古代中國民族活動情形之大概。此種活動情形,主要的是文化狀態與地理區域。
凡古書傳說中某王某國起某地、都某城,與某國某君戰於某地,某氏族來自某方等,實為研尋古史地理之較有線索者;然亦有須經審細考訂處。如史記言黃帝:「東至海,西至空桐,南至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後人遂疑其行蹤之超逴,近於神話。不知崆峒本在河南境,莊子所言襄城、具茨、大騩、廣成,地望皆近。熊湘即熊耳山。與崆峒同在一省。釜山者,覆釜山,一名荊山,見唐書地理志。與華潼為近,所謂黃帝「采首山銅,鑄鼎荊山」是也。黃帝又與神農「戰於阪泉之野」,阪泉在山西解縣鹽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濁澤,一名涿澤,即涿鹿矣。然則黃帝故事,最先傳說只在河南、山西兩省,黃河西部一隈之圈子裡,與舜、禹故事相差不遠。司馬遷自以秦漢大一統以後之目光視之,遂若黃帝足跡遍天下耳。此就黃帝傳說在地理方面加以一新解釋,而其神話之成分遂減少,較可信之意義遂增添。將來若能與各地域發掘之古器物相互間得一聯絡,從此推尋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動之大概,實為探索古史一較有把握之方向。
《國史大綱》發微-—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
余英時(中央研究院院士)
一九五○年我在香港新亞書院修業,曾有幸在錢穆先生親自指導下·細讀《國史大綱》,並寫成全書提要一冊。每篇提要都經過錢先生評閲,有所審正。不但如此,在閱讀和審評的過程中,我對於書中不甚瞭解或略有疑難的部分一一向錢先生請教,他都詳細解答,必待我疑滯盡消而後止。根據這一特殊的經驗,我想借此機會說明:我為什麼十分熱衷於將《國史大綱》推薦給新一代的讀者。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九,錢先生在北京大學及西南聯大連續講授「中國通史」一課,六年之中不斷起草、修改和增補此課的講義,至一九三九年六月始完成《國史大綱》全書的撰述。所以《國史綱》是一部中國通史教科書,從初版(一九四○年)到今天已七十六年了。我們都知道,教科書每隔三、五年便必須重新撰寫,至少也要大幅度地修訂,否則便不能將最新的知識包涵在內了。但《國史大綱》在七十多年後的今天,史學界仍視之為不可不讀之書,隨時隨地都出現重印的要求,不但在臺灣如此,在大陸和香港也無不如此。由此可知,《國史大綱》早已從教科書轉變成中國史學領域中的一部經典了。
中國史學上的經典究竟應該怎樣界定呢?我們必須上溯到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在〈報任安書〉(見《漢書》本傳)中說:他撰寫《史記》「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兩千多年來,這三句話已成為中國史學著述的最高標準,《史記》、《漢書》、《資治通鑑》等都因為符合此標準而被尊為不朽的史學成就,即所謂「經典」也。《國史大綱》便是繼承了這一史學傳統的現代經典。如果用現代概念來表達,「天」指歷史上客觀存在的力量,不是人的意志所能隨便轉移的,「人」則指人的主觀力量,可以在歷史上發生實際的創造作用。從這一意義說,《國史大綱》不但以「究天人之際」為它的主要工作,而且還將這一工作的進行置之於一貫通性系統之下。其次,「通古今之變」更是《國史大綱》的一個根本宗旨。無論是制度、政治形態、經濟體系或士階層功能,錢先生都分別追溯其歷代變遷的軌跡,然後更對各方面的變動加以綜合觀察,以凸顯中國史的特色所在。至於「成一家之言」,在錢先生的《國史大綱》來說,即是建立一系統觀點,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將中國史的整體動態儘可能客觀地呈現出來。所謂「客觀呈現」是指在眾多史料中找出確切的證據,足以證明所采用的系統觀點。因此所謂「系統觀點」決非任意得來,而是從初步泛覽廣大史料中逐漸形成的假設。《國史大綱》便是在這一程序中建成了「一家之言」,因此出版以來很快取得了權威的地位。用柯靈烏(R.G. Collingwood)的說法,即「建立起自己的權威」(“constitution of one's own authority”),這是「-家之言」在英文中天造地設的表達方式。
為什麼在現代無數的中國通史中,《國史大綱》獨能出乎其類而拔乎其萃呢?讓我從嚴耕望先生的觀察和評論開始。嚴先生入錢先生之門比我早,而且是錢門史學成就最大的學者,所以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國史大綱》重版增訂,錢先生特請他代為校閱,並提出增刪意見。嚴先生讀過《國史大綱》已多次,這次再通讀一過,「益加驚佩」。一九七三年二月五日校畢全書後,他在日記中寫道:
此次校閱,比較仔細的看了一過,得益不少,益驚佩賓師思考赦銳,識力過人。早年我即欽服賓師境界之高,誠力之卓,當上追史遷,非君實所能及。再讀此書,此信益堅。……即此講義,已非近代學人所寫幾十部通史所能望其項背,誠以學力才識殊難兼及!
他也顯然把錢先生和前後兩司馬相提並論,甚至認為他的「境界」和「識力」尚在司馬光之上。嚴耕望這一論斷是專就「通史」而說的,所以最後特別指出:《國史大綱》雖脫胎於講義,「已非近代學人所寫的幾十部通史所能望其項背」。他用「學力才識殊難兼及」來解釋其他通史撰人何以寫不出像《國史大綱》這樣高水平的著作,我大體上是同意的。但這是以主觀能力為標準在錢先生與其他通史撰人之間劃一道界線。現在我想換一個角度,從著作的性質來辨別《國史大綱》與其他通史的客觀異同何在。這裡我要借用章學誠的史籍分類來說明問題。《文史通義.書教下》云:
《易》曰:「筮之德圄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間當竊取其義以槩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似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抉擇去取,故例不拘備而其德為圓。
章氏將史籍劃分為「撰述」與「記注」兩大類,大有助於我們對中國史學傳統的理解,所以這一分別大致已為近代學人所接受。這裡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概念上,他把「撰述」和「記注」分作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工作,但他同時也深知,在實踐中,二者互相關涉,因而是離不開的。在他的構中,「撰述」是史學的最後歸宿,然而史家並不能憑空撰史,而必須建築在「記注」的堅實基礎之上。所以他特舉例指出:司馬光《通鑑》之所以能成為一家「撰述」,其憑藉全在劉邠、劉恕、范禹諸人所輯考而成的長編°(詳見《文史通義》外篇三〈報黃大俞先生〉)這一長編便相當於章氏謂「記注」。易言之,他的「記注」一辭內容很廣泛,舉凡原始史料的收集、整理、編年以至考訂等都包括在內。所以他說:
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投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文史通義》卷五〈浙東學術〉)
這裡「史纂」與「史考」屬於「記注」,而「史學」則是他特為重視的「撰述」,與我們一般用的概念不同。
根據上述的章氏分類,我認為錢先生的《國史大綱》顯然屬於「圓而神」的「撰述」,而其他家所寫的通史則大致應該歸類於「方以智」的「記注」。這是兩種不同型的史學作品,但在學術價上則處於分庭抗禮的地位。我相信祇有這樣看待,其他通史才能得到比較客觀而公允的評價。近代史中也有一些曾流行一時,受人推重的作品,其中「整輯排比」、「參互搜討」,也頗為可觀,因同樣在學術上作出了重要貢獻。最明顯的例子是呂思勉先生的著作。他通貫全史之作有《白話本國史》(一九二二)、《中國民族史》(一九三四)丶《中國通史》(上冊,一九四○;下冊,一九四五)丶《先秦史》(一九四一)、《秦漢史》(一九四七)丶《兩晉南北朝史》(一九四八)丶和《隋唐五代史》(一九五九)等。其中《白話本國史》「為通史開一新紀元」(顧頡剛語,見他所著《當代中國史學》下編「通史的撰述」一節。)而四部斷代史,共約三百萬言,更是他畢生精力所萃的鉅構。這裡我要特別指出,這四部書原是上海開明書店所籌劃的「國史長編」,最初擬請錢穆先生撰寫,錢氏則轉懇呂先生承擔這一大計劃。(見《師友雜憶》,全集本,頁五四。)所以呂先生這四部書其實是一部中國通史的前半段,因篇幅過大而以斷代方式刊佈而已,並不是通常涵義中的「斷代史」。在這四部之外,他還有「宋遼金元史」與「明清史」兩部未成史稿,可惜沒有人加以整理;這更證明他寫的是一部通貫性的「國史長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