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下的她們：展現能力，引領臺灣女性就業的職場女先鋒

游鑑明

游鑑明

政治大學歷史系學士、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日本國立一橋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訪問研究員。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研究專長為近代中國與臺灣婦女與性別史研究、口述史學。著作有：《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運動場內外：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1895-1937）》、《躍動的女性身體：近代中國女子的運動圖像》、《她們的聲音：從近代中國女性的歷史記憶談起》等六本專書，也於中國大陸出版《摩登大觀園：當二十世紀中國女性遇到媒體》等三本專書；另發表五十多篇學術論文。曾主編《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中國婦女史論集》、《無聲之聲（II）：近代中國的婦女與社會（1600 -1950）》，與國外學者合編《重讀中國女性生命故事》等四本專書。

推薦序一　許序——有血有淚的女性史／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
推薦序二　手持火炬的開路阿嬤／謝金魚（歷史作家）
自序

導論
臺灣何時有職業婦女？
殖民化與現代性
性別與種族
為何要與她們對話？

第一章　女性就業環境的形成
第一節　傳統女性勞動習慣的承傳
    一、日治前後
    二、日治時期
第二節　總督府的政策與民間的倡導
  　一、廢除纏足
  　二、興辦女學
  　三、鼓勵就業
　第三節　女性態度的轉變
　第四節　職業結構的改變與新興職業的產生
　第五節　小結

第二章　不讓鬚眉的女教員
　第一節　女教員的來源與培養
  　一、附屬女學校的設置與代用教員的產生
  　二、高等女學校附設師資班
  　三、師資訓練機構的確立與師資訓練的多元化
　第二節　女教員的人數、任用資格與薪資
 　 一、女教員人數的成長
  　二、任用資格的取得與教員職稱的演變
  　三、差別待遇的薪資
　第三節　女教員的地理分布與職務異動
 　 一、地理分布
  　二、職務異動
  　三、久任教職的女教員
　第四節　女教員的教學工作
  　一、教學活動
  　二、訓育活動
  　三、教師研習
  　四、教學態度
　第五節　女教員對教育、家庭、社會及其個人的影響
 　 一、女教員對女子教育的示範作用
  　二、女教員對男性與家庭成員的影響
  　三、女教員角色地位的改變
　第六節　小結

第三章　超越群芳的女醫生
　第一節　女醫生的產生
  　一、習醫的條件
  　二、嚴格的醫學教育
　第二節　女醫生的出路與工作
  　一、醫院副手
  　二、自行開業
　第三節　女醫生的社會地位與影響
  　一、女醫生的高社會地位
  　二、醫生一職對個人、家庭及社會的影響
　第四節　小結

第四章　華麗轉身的產婆
　第一節　產婆訓練的緣起
　第二節　產婆訓練的開始與發展
  　一、大型醫院培養新式產婆
  　二、小型醫院對產婆的培養
  　三、傳統產婆參加地方講習
　第三節　產婆的職業化與接生工作
 　 一、合格產婆資格的取得
  　二、合格產婆的人數與地理分布
  　三、合格產婆的類別
  　四、合格產婆的工作型態
　第四節　產婆的社會地位及其影響
  　一、產婆的社會地位
  　二、產婆一職對個人、家庭及社會的影響
　第五節　小結

第五章　堅忍謙恭的看護婦
　第一節　近代護理人員的產生
  　一、公立醫院首開看護婦的培養
  　二、私立醫院加入看護婦的培育
　第二節　近代護理教育的展開
  　一、日制醫院的護理教育
  　二、英制醫院的護理教育
　第三節　走入職場的看護婦與職務異動
  　一、看護婦的出路
  　二、看護婦的職務異動與離職
　第四節　護理工作的展開
  　一、醫院的護理工作
  　二、社區的護理工作
  　三、戰地的護理工作
　第五節　護理工作對個人、家庭及社會的影響
  　一、菲薄待遇與罷工事件
  　二、工作影響看護婦的感情生活
  　三、看護婦對社會的貢獻
　第六節　小結

第六章　自助助人的女工
　第一節　女工的分布與徵用
  　一、女工的分布
  　二、女工的任用資格
  　三、女工的徵用與訓練
　第二節　工廠的管理
  　一、工作時間與休假
  　二、工廠環境與保健設施
  　三、薪資待遇
  　四、女工的教化
  　五、康樂與福利
　第三節　女工的離職與罷工
  　一、女工的離職
  　二、罷工運動的展開
　第四節　女工的角色地位及其影響
  　一、女工在家庭與工廠的地位
  　二、女工一職對個人、家庭及社會的影響
　第五節　小結

第七章　結論：發現與啟示

徵引書目
圖像來源

第二章　不讓鬚眉的女教員
雲林北港的蔡素女（1903年出生）、嘉義朴子的邱鴛鴦（1903年出生）、宜蘭羅東的陳愛珠（1914年出生），她們都是日本殖民時期臺灣的知識女性，曾當過公學校女教員，是臺灣教育界的女先鋒。雖然傳統時代就有專門在家中教授詩文的女教員；第一章也提到，基督教長老教會設置的女學校曾培養女傳教士和少數女教員，她們可稱為是臺灣最先取得學歷的女教員。但由殖民政府培養的公學校女教員，則是臺灣最早而正式的女教員。儘管蔡素女、邱鴛鴦和陳愛珠任教的時間都相當短暫，蔡素女僅兩年、邱鴛鴦四年、陳愛珠是八年；而令人好奇的是，在受教育女性不多的日本殖民時期，她們如何獲得這份被認為最適合女性的教書職業？蔡素女、邱鴛鴦、陳愛珠先後在一九九一到一九九二年接受我訪問，我較容易掌握她們與教學的關係，因此本章以她們三人的口述歷史為起點，再逐一展布。
成為女教員的先決條件，是要受過教育和經過師資的培養，從女子教育史看來，全世界各地女子學校剛起步時，除基督教學校收容貧困家庭的女童外，有能力上學讀書的女童主要來自中上家庭，日本殖民的臺灣也不例外。不過，日本在臺的殖民教育有種族差異，初等學校分成專供日籍女學童就讀的小學校和容納臺籍女學童的公學校。至於臺籍女學生可就讀的中學——高等女學校（以下簡稱「高女」）沒有完全開放給臺籍女學生，而高女附設的師資班又是培養女教員的主要管道，由此可見，臺灣女學生想成為教員簡直緣木求魚。
　　在這樣的環境下，蔡素女、邱鴛鴦和陳愛珠是怎麼走過這段教育歷程呢？蔡素女來自書香門第，父親後來改行經商、邱鴛鴦父親也是商人、陳愛珠父親則當過區長和街長，與殖民政府關係較好。雄厚的家世背景讓她們有讀書的機會，但她們都只能就讀公學校，學習內容不如小學校的日籍學童。公學校畢業後，她們都繼續升學，進入聲名卓著的三高女，但這是一所以臺籍女學生為主的高女，無論學制或課程內容都不同於專供日籍女學生就讀的高女。在別無選擇下，即使她們必須遠離家鄉，負笈三高女就學，也甘之如飴，更何況她們有機會成為臺灣的菁英女性，又能榮耀鄉里。
除不公平的殖民教育政策外，家長是否鼓勵繼續唸書，也是影響女教員產生的關鍵因素，其中「重男輕女」觀念是最大的阻力。從蔡素女、邱鴛鴦和陳愛珠的口述，可以看到她們的父母對女兒教育的不同態度。蔡素女與邱鴛鴦同年出生，雖然邱鴛鴦較晚入學讀書，但兩人一路就學都不成問題，也順利地考上高女，蔡素女更是深獲家人支持。然而陳愛珠則在忐忑不安中進到三高女，據她表示，她父親思想較封建，認為女孩子唸太多書會嫁不出去，因此她的兩個姐姐都只讀到公學校。從公學校高等科畢業後，陳愛珠對能否深造頗為茫然，一方面是當時宜蘭還沒有設置女子中學，要唸高女就得到臺北，另一方面是，她擔心父親不同意，但結果卻出乎意料，她回憶：

我沒有和父親商量，也不敢向他哀求，只是把填好的報名表，悄悄放在他桌上，想不到他居然蓋了章，默許我到臺北唸書。

高女其實是成為教員的前哨教育，要具備教員的任用資格，還必須通過考試或高女的師資訓練班。蔡素女、邱鴛鴦和陳愛珠分別就讀三高女的師範科、講習科和補習科，這三科名稱不同，性質則相同，都是在培養師資，修業年限全為一年。她們三人中，邱鴛鴦矢志當老師，所以欣然就讀講習科；蔡素女和陳愛珠原本都打算到日本留學，卻陰錯陽差地進入師範科和補習科，最後走上教書之路。值得一提的是，儘管師資班是免試升學，而願意就讀的女學生並不踴躍。邱鴛鴦記得和她同期畢業的講習科同學有三十一人，陳愛珠也指出進補習班的只有二十人：

記得有一百五十人和我同時進入第三高女本科就讀，畢業時包括轉學生在內，共有一百四十七人，進補習班的只有二十人。

蔡素女、邱鴛鴦和陳愛珠的口述歷史，揭開我對臺灣女性取得教員職務有初步認識，但仍有許多問題令我好奇，因此透過文獻檔案、報刊和其他教員的口述歷史、回憶錄等史料，對公學校的臺籍女教員做深入研究，首先究明女教員的來源與培養；其次分析女教員的人數、任用資格與薪資待遇；並進一步觀察女教員的分布及職務異動；另外，針對女教員的教學工作，探討她們的教學與訓育活動、研習會參與、教學態度是否合於殖民政府與社會的期望；最後檢視女教員對教育、家庭與社會的影響。

第一節　女教員的來源與培養

殖民政府統治臺灣的首要政策是，改造臺灣人的思想與行為，教育成為必要手段。但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對臺灣的社會風俗乃至教育、文化等方面相當陌生，因此一九一九年以前，總督府採漸進主義，一切教育措施都處於摸索與試驗階段；一九一九年之後，由於兩次〈臺灣教育令〉的頒布，整個教育體制才有重大的變革，除確立臺灣人的教育制度之外，且以師範教育和普通教育為主。然而，總督府對女子師範教育採行何種政策？是否積極培養臺籍女教員？教學的內容又是甚麼？此處以一九一九年為界線，分析一九一九年前後臺籍女教員如何產生。

一、附屬女學校的設置與代用教員的產生

為改造臺灣女性，殖民政府統治臺灣後，對新式女子教育的推動不遺餘力，特別是初等教育，而臺灣各地的知識分子也相應配合，鼓吹女性讀書；但當一八九八年專供臺灣學生就讀的公學校陸續設置後，出現缺乏女教員的問題。特別是殖民教育是採新式教學，與傳統教育完全不同，導致許多學校對女老師的聘用無所適從，有的學校聘請日籍女教員應急，有的學校認為日籍女教員與學生之間有風俗和語言上的隔閡，堅持聘請臺籍女教員，例如一九○○年和一九○二年臺中葫蘆街公學校和新竹公學校，分別聘請懂得詩書和女紅的大家閨秀，而不是受過新式教育的女性，根據《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新竹公學校聘用當地望族鄭如蘭的孫媳婦，理由是：

詩禮素諳，節義久著，且於文字一途，亦十分精通，女紅諸事亦十分靈巧，非庸常婦人比，以之為師，當必為諸女生徒所樂從。

事實上，一八九七年，臺灣總督府設置的公立女學校——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的女子分校（以下簡稱「附屬女校」），該校為這時期臺籍女教員的主要來源。從附屬女校創校的宗旨，看到該校主要在傳授手藝及普通學科，是兼具初等、中等與家庭教育的綜合女子學校，師資培養其實不是附屬女校的教學目的。但由於附屬女校是最早容納臺籍女學生的學校，又是日治時期女子教育的先驅學校，該校的課程設計或教學方法，成為其他女學校的範例，畢業生更被各地公學校爭相延攬，因此附屬女校順理成章是培養女教員的搖籃。
一九一九年以前，附屬女校一直附屬於國語學校，並曾多次改制和易名。女教員主要來自該校的甲組（一八九七～一八九八）、手藝科（一八九八～一九○六），雖然一九○六年總督府准許該校停辦初等教育，並以實施本島女子師範教育兼技藝教育為宗旨，計劃設置師範科、師範速成科和技藝科，使該校具有培養師資的實質地位，但師範科和師範速成科均未開辦，僅設置接續手藝科的技藝科（一九○六～一九一九）。令人好奇的是，來自甲組、手藝科、技藝科的非正式師範生，她們的素質如何？來源又如何？
以學生素質來說，附屬女校初設時，為吸引女性入學，對入學者的年齡與知識程度沒有嚴格規定，凡是八到三十歲的臺籍女性均可就讀，其中甲組又稱年長組，專收十五歲以上女性，其中不少是已婚女性。改制為手藝科和技藝科之後，除降低入學年齡之外，入學資格也跟著改變，原本甲組、手藝科的學生不需要任何資格，技藝科則規定要修畢公學校四年或具同等學力；而隨著該校本科（相當公學校六年制學生）畢業生升入手藝科就讀、各地公學校畢業生也多到手藝科深造，手藝科學生的入學資格必須是受過六年初等教育的女性。另外，該校受限於班級人數，無法容納不斷增加的報名者，於是一九一二年實施資格審核；一九一五年更增列入學試驗，凡是資格符合的人，得再參加筆試，應考科目大致是日語和算術兩科，並以公學校高年級生為優先錄取對象。入學生的素質明顯地不斷提昇。
以學生來源來說，受地緣與女子就學風氣尚未開放的影響，早期附屬女校的學生多數來自士林士紳家庭，但人數不多。為廣增學生來源，該校曾於一九○四年向中、南部地區徵求學生，這一年手藝科出現了十四名外地生，分別來自埔里、臺南、桃園、大嵙崁（即今大溪）、暖暖及嘉義等地。此後，每年都有非士林地區的學生入學，她們有不少是經由地方選定保送，或由地方捐資助學。一九○七年，學生來源更為廣泛，幾乎普及全島。如此一來，原本畢業生任教地區多限於北部地區，自從有外地來的畢業生之後，女教員的分布由臺灣北部延伸到全島各地。
在各界期待下，附屬女校如何造就這群學生成為老師？該校初創時，甲組或乙組的必修科目包括修身、日語、習字、裁縫、編物、造花和唱歌，但從實際運作觀察，因手藝教學掛帥，甲組只傳授日語、裁縫、編物和造花，而後三科還占了三分之二時數。一八九八年，甲組改名手藝科，修業年限三年，雖然加增修身、日語、算術、習字、唱歌、讀書等科目，裁縫、編物、刺繡等手藝科目仍是重點課程。值得一提的是，這一年，公學校的修習科目包括修身、國語、作文、讀書、習字、算術、唱歌及體操等，沒有性別區隔，但第二年開始，在「有關公學校女子教育」的規定中，明訂公學校女子課程比照附屬女校，其中手藝科特別強調家政、育兒方式的教導。
手藝科改制技藝科之後，技藝科安排兼有師範教育和技藝教育的折衷課程。從一九○六年與一九○九年的兩份課表看來，普通科目明顯增加，除了減低裁縫的教學時數之外，另增列與公學校教學有關的科目，如教育、漢文、家事和手工等科。其中教育一科包括教育大意和教學法，這是師範教育必備課程，顯示這時的課程設計不僅配合公學校教育，且具有師範教育的雛形，但隨著技藝科停辦，具師範性質的課程僅實施十三年。
在師資方面，這時期附屬女校規模小，該校歷年教員人數從未超過十五人，一九○八至一九一一年間，每年僅有一名專任教員，隨著學校編制的擴大與教學的需要，一九一六年專任的合格教員增為六人。為配合課程的編排，早期多聘用裁縫、造花、編物或刺繡等方面的教員，特別偏重臺灣手藝，因此教員多為臺籍女教員。附屬女校有畢業生之後，開始聘任成績優異的校友，可惜這些女教員都沒有合格教員資歷，僅是代用教員。
除師資之外，為配合教學，並呈現教學成果，不但利用每一年的畢業典禮，展示學生的手藝成品；一九○九至一九一五年間，每年必舉辦一次技藝品展覽會。由於展覽會是開放給各界參觀，對正盛行手工教育的小、公學校深具示範作用，且提高該校的知名度，讓畢業生更受到各地公學校的歡迎。
以訓育活動來說，附屬女校時期大致是採漸進輔導的訓育方針，早期以鼓勵出席、陶冶心性和精神訓練為主。訓育的方式則是一方面透過課程教導，例如修身科以及家事、裁縫等藝能課程；另一方面，經由典禮儀式、講演或每日朝會進行陶冶。其中手藝科學生的輔導，特別強調養成速成的日本婦女，且注意移風易俗和風紀。
　　綜觀前述，附屬女校對女子師資的培養是由無意而成有意，為配合各地公學校的師資需求，該校對學生素質、學生來源或教學、訓育等活動不斷力求改進。儘管附屬女校培養的只是代用的手藝教員，但與來自其他管道的女老師相較，出身該校的女教員曾受過新式女子教育和粗淺的師範教育，她們的素質是受肯定的，也因此成為當時公學校的主流教員。不過，畢業人數十分有限，資料顯示，一八九九至一九一八年度的畢業生，合計不過三百五十八人，而且這群畢業生並不是全部從事教職，公學校師資不足的問題，始終不曾解決。
為此，有些地區舉辦講習會培養師資，一九一七年臺南廳曾舉辦「雇教員講習會」，凡是六年制公學校畢業、操行學業俱佳，且經校長推薦、廳長選定的女性都可參加，講習時間僅八個月，講習結束就可取得公學校雇教員證書。這種速成的師資培養方式，明顯是為了應急，她們程度當然比不上附屬女校出身的女教員。不過，這是漸進主義時期總督府所設計的另一種培養臺籍女教員的方法。

二、高等女學校附設師資班

一九一九年之後，隨著教育體制的明確化，臺籍女教員的培養也顯著變化。總督府正式委託教育機關培養女教員，大致有三個來源：一是先後在中等以上女學校附設師範科、講習科和補習科；二是在臺北第一師範學校設置女子演習科；三是在各地師範學校附設教員講習會。此後，公學校臺籍女教員大為增加，但憑心而論，無論出身普通學校或師範學校的女教員，她們的程度固然較前提高，但仍比不上受過正規師範訓練的男教員。
關於附設於中等以上女學校的師資班，在一九二二年以前，僅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以下簡稱「臺北女高普」）設有一年制師範科，前面提到的蔡素女就是從師範科畢業。臺北女高普的前身是附屬女校，對臺灣師範教育來講，該校的師範科算是開臺灣女子師範教育的先驅。一九二二年以後，臺北女高普改稱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即前述的三高女），該校的師範科則改名為講習科。同一年，為便利中、南部學生入學，彰化高等女學校（以下簡稱「彰化高女」）也附設一年制講習科，加入師資培養的行列，此後公學校臺籍女教員的來源不再只是三高女。
為遵循〈臺灣教育令〉的規定，師範科或講習科學生的程度都比過去要高。師範科必須是三年制女子高等普通學校畢業，講習科則是四年制高等女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力，意謂這兩科學生具有九到十年的普通教育經歷。在學生的來源上，以三高女為例，大多來自本校畢業生，並以優等生為錄取的先決條件。至於學生的出身地，由於地緣關係，彰化高女的學生主要出身中部地區，而三高女學生的出身地，並沒有因為彰化高女的設置，而失去中、南部的學生來源，以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五年為例，除花蓮、臺東、澎湖之外，各地區均有女學生北上就讀三高女。不過，受「日臺共學制」的影響，講習科原本只招收臺籍女學生，後來開始接受日籍女學生。反觀日籍女學生就讀的高女師資班，卻沒有開放給臺籍學生。無庸置疑的是，總督府對女教員的培養，充滿差別待遇與種族歧視。
在教學上，除增加臺灣語之外，其他科目沒有增減，增設臺灣語顯然是方便日籍女學生，因為公學校教員不但負責教學，還需要聯絡學生家長，藉此融合臺、日人感情。同時，教育實習（即教學實習）列為教學重點，三高女和彰化高女分別以龍山公學校和彰化女子公學校為實習場所。教育實習的方式和過程相當正式，邱鴛鴦和林彩珠回憶，在龍山公學校實習期間，先將「教生」（教育實習生）分成幾個小組，大致上每二到三人一組，每一組由龍山公學校老師擔任指導，並進行教育實習。通常由指導老師先做各科示範教學，示範時，同一組「教生」排坐於教室後端觀摩指導老師教學，教學完畢再進行討論，由指導老師說明示範學科的教學方法和教具使用等。指導老師的示範過程結束後，便安排教生演示，凡「教生」演示的過程一樣得進行檢討與指導。由於示範教學並不是每天或每一堂課都有，因此未有示範教學時，「教生」仍須在教室內旁聽，並得實習教室管理等。這段實習過程均列入學生成績考核之內，並作為日後分發學校的依據。
在訓育上，特別重視教員品德的培養，同時，為加強管理，實施一律住宿制度，以培養樸實勤勉和躬行實踐的習性。此外，為廣增見聞和達成同化目的，三高女曾以師範科第二屆畢業生為示範，舉辦赴日修學旅行活動，後來因為日本盛行社會運動，為恐影響學生思想，之後就不曾舉辦。不過，一九二四年，邱鴛鴦就讀的講習科，仍選擇日本作為畢業旅遊。
上述的教學與訓育活動是比照正規的師範教育，但坦白言，在僅有一年的修業期間，並不容易達到實際效果，因此所培養的也僅是速成師資。惟值得注意的是，此一培養方式，可暫時解決部分公學校的師荒問題，因為師範科或講習科畢業生，必須義務服務一年。此外，畢業生可不經檢定手續，就具有正式教員資格，她們的地位明顯的高於手藝科或技藝科出身的女教員。

自序
    本書改寫自我的博士論文《日據時期的臺灣職業婦女》，我之所以改寫，是希望出版一本兼顧學術和大眾化的專書，因此本書與博論略有差異，刪除不少圖表，雖然是我花費不少時間歸納資料而製作成的圖表，但為提高本書的可讀性，我儘量簡化圖表或融入文中。另外，本書增加照片、新聞報導、徵才廣告與職業群的宣傳廣告，試圖讓全書具視覺效果，更重要的是，這類資料來自當時代的真人與她們的實物，讀者得以穿越時空、身入其境。
    這本博論已經有二十七年歷史，而且博論完成前後，相關論文曾先後以中文、日文和英文發表在專書和期刊上。我問學生，它還有出版價值嗎？答案是肯定的，因國內外尚未有專書完整地討論臺灣職業婦女。我也問自己出版的意義何在？我第一個答案是，博論終究是典藏在國家圖書館，能夠閱讀或運用這本博論的人僅限學界，一般閱聽者沒有機會去認識臺灣職業界的女先鋒；第二個答案是，這本論文引用許多文獻檔案、報紙期刊，多數史料已經由圖書館製作成資料庫，可供讀者查閱，但本文也蒐集不少口述史料，是來自職場女先鋒的回憶。因為她們，才讓本書不流於史料的堆砌，因為她們，也才讓職場女先鋒的歷史得以浮出地表；第三個答案是，出於我對受訪人的回饋。
    口述史料是主訪和受訪人共同完成的成果。撰寫博論期間，我展開「光復前後臺灣職業婦女」系列訪問計畫，一共訪問七位跨越兩個時代的職業婦女，她們是臺灣職場的女先鋒，根據她們取得職業和就業過程為中心，我進行訪問、順利完成計畫，最後出版了《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職業婦女訪問紀錄》。這本訪問紀錄是訪問其他職業女先鋒的基礎，例如，透過訪問紀錄中尹喜妹的援引，我得以訪問一群看護婦和產婆，再經由她們的介紹，擴大訪問對象；而其他職業群的訪問，也是由點而面的展開。
    在雙向進行的訪問中，其實得利最多的是我，受訪的老人們無私地讓我分享她們的工作記憶，甚至提供我珍貴的照片與證書文件等資料，不求任何回報。目前這群職場的女先鋒已經凋零殆盡，出版專書就是要表達我無盡地感謝，不希望她們的歷史被封存在學術界，能廣及普羅大眾。
    坦白說，我對博論的改寫原本沒有太多把握，因為作為全書軸心的文獻檔案，容易流於無趣枯澀，沿著軸心而開枝散葉的報刊、回憶錄、傳記、小說與口述史料，固然較為生動、有趣，但我對每個章節的鋪陳、文字的表述，還是斟酌再三。我承認自己沒有文學家的造詣，但有史學家的情懷，也因此改寫的時間一再延宕。二○一九年，感激臺灣商務印書館前總編李進文給我打了強心針，讓我有信心去進行博論的調整與部分改寫，但次年五月二十九日右腿股骨再度骨折，改寫工程停擺將近三個月，就這樣停停寫寫，直到二○二一年年底，我終於調整三分之二，遂請我同事陳建守審視〈不讓鬚眉的女教員〉這章，經由他向臺灣商務印書館現任總編張曉蕊推薦，這本專書終於得以問世。
　　成書期間，要致謝的人很多，此書不一一臚列，但對科技部贊助《日治時期臺灣職業婦女》專書寫作計畫，我銘記在心。助理墜如敏在校對、整理圖表與徵引書目上的鉅細靡遺，以及臺灣商務印書館總編張曉蕊提供建議、主編何宣儀細心編輯，更是本書的最大功臣，我一併申謝。
 

本書改寫於作者博論，但所寫的並未過時，亦即相關研究仍能照觀職業婦女的現象，實有出版的價值。作者刪除博論中的部分圖表，盡量清楚地融入正文，並修改艱澀難懂之處，成為平實易懂，符合現代讀者口味之書，又加了博論後出現的新史料，如照片、新聞報導，以增加本書的可讀性。本書不再只服務學界，更期盼打開國內外一般讀者的市場，使婦女有血有淚、有聲有色的真人真事，躍然紙上，使她們的故事能被廣為周知。——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研究所所長

這是一本必讀的台灣史經典著作，完整呈現了近代臺灣女性走入職場的重要歷史過程。作者不但以綿密的文獻史料，嚴謹的方法論為基礎，更以長年走遍城鄉，親身進行口述訪談累積的大量珍貴紀錄，突破了女性為研究主題所面臨的史料限制。正如導論中作者所言：「口述史料是主訪和受訪人共同完成的成果。」讓我們一起來傾聽歷史學家與日本殖民下她們的生命對白。——洪郁如／日本國立一橋大學教授

隔著一百年的時光，同樣身為職業婦女的游教授在另一頭細細地描繪著阿嬤們執業的身影，看完這本書，我似乎看見她們手持火炬走在前面，而我們拿著手電筒緊隨其後，即便越走越明，卻依然有暗影，期待有一天我們的女兒與孫女，可以與她們的男性同輩一樣走在光中。——謝金魚／歷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