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文明（上卷）：伊斯蘭的古典時期 Book1、Book2

馬歇爾‧哈濟生

馬歇爾‧哈濟生（Marshall G. S. Hodgson, 1922─1968）

　　美國重要的歷史學家，曾任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主席。專精於伊斯蘭研究，並於芝加哥大學教授相關學科。他所撰寫的《伊斯蘭文明》在1975年才由友人彙整完成，出版後立即被視為該領域最具權威的經典之一，作者也因此被譽為美國最具影響力的伊斯蘭史學家。

　　哈濟生也於世界歷史領域耕耘不倦，曾撰寫多篇關於比較史學的短文，在1993年被劍橋大學出版社集結成冊，出版《世界歷史的再思考：歐洲、伊斯蘭及世界歷史研究文集》（Rethinking World History: Essays on Europe, Islam and World History）一書，哈濟生生前世界歷史的研究成果終為世人所見。

上卷　伊斯蘭的古典時期

導讀　　真正的伊斯蘭（林長寬博士／成大歷史系）
總序　　宗教和文明裡的伊斯蘭願景

BOOK ONE　伊斯蘭的浸潤：新社會秩序的起源
第一章    伊斯蘭以前的世界
第二章    穆罕默德的挑戰　570 CE─624 CE
第三章    初期穆斯林政體　625 CE─692 CE
導論　　伊斯蘭文明研究導論

BOOK TWO　盛期哈里發的古典文明時期
序言
第一章    伊斯蘭內部的反對運動　692 CE─750 CE
第二章    繁盛的專制政治　750 CE─813 CE
第三章    伊斯蘭法主義者的伊斯蘭視野　約750 CE─945 CE
第四章    穆斯林的個人虔信：與歷史及自我的衝突　約750 CE─945 CE
第五章    思維：哲學和論證　約750 CE─945 CE
第六章    文雅文化：阿拉伯文藝的綻放　約813 CE─945 CE
第七章    專制傳統的消散　813 CE─945 CE

麥加體系

在穆罕默德之前的幾個世代，在古賽伊的領導以及敘利亞貿易路線周邊部族的幫助之下，一個名為古萊須的部族形成了，他們以宗教的形式將自己的地位制度化。這些集市以朝聖的形式舉辦，麥加人確保了神聖的休戰月（一年有四個月，並由許多部族共同遵守）期間的交通。為了定下神聖月份的時間，麥加人主張以他們自己的曆法為依據，同樣也被廣泛使用。在內部，他們藉由在卡巴（Ka‘bah）的敬神行為來維持內部團結；卡巴是一棟正立方體的建築物，它是麥加朝聖的目標。

在精靈（jinn）的世界中，阿拉伯人區別出一些需要認真對待的神靈，它們通常是特定部族的守護者，而且都在特定的地點保有它們各自的神龕、樹木或樹林，甚至是奇怪的岩石（有時可能是一顆神聖的石頭或其他物體，部族會隆重地崇拜它們），而最偉大的神靈甚至可能跟星星有關。人們為了一些世俗的希望或恐懼，而向它們祈求或請求原諒。在這些活躍的神靈背後隱藏了一個模糊的形象，也就是阿拉—超越至上的「神」，祂被視為萬物的造主以及跨越所有部族關係的神，是部族之間權利和協議的擔保者。

卡巴聚集了麥加所有氏族的神聖象徵，因此它是無數個崇拜的集結體。《古蘭經》內的作證詞告訴我們，卡巴由阿拉管轄，所以可想而知，祂的地位就是眾部族之間協議的保證者，並依麥加與其他部族的協議而成為的朝聖的保護者；就算人們仍然沒有特別崇拜阿拉，但無論如何，祂在麥加也具有特別突出的地位（在我們眼中，似乎連阿拉伯基督教徒也會到卡巴朝聖，以榮耀阿拉的造物主身分）。作為異教徒聯合崇拜的對象，卡巴聖壇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並不僅限於麥加。除了麥加當地氏族的神聖標記，其他與古萊須結盟的部族也被鼓勵將他們自己的聖物與偶像一起攜帶過去，以成就一個共有的聖地。

在當時，似乎已經有一些更活躍的神靈在麥加受到特別的尊敬：主要是三位女神―阿拉特（Allât）、烏扎（al-‘Uzzâ），以及瑪納特（Manât），祂們廣受阿拉伯人的崇拜，並且擁有自己專屬的聖壇—位在與麥加有著密切關係的鄰近行政區。在卡巴聖壇，信仰者榮耀神的方式是徒步繞行卡巴固定的圈數，並觸摸矗立在裡面的聖石，尤其是位在某個角落裡的「黑色聖石」。在它的附近有一道聖泉湧出，名叫「扎姆扎姆」（Zamzam）。這是一個以麥加為中心並且向外擴展的神聖場域，即使不是在停戰的月份，這個區域裡的戰鬥也都被嚴格禁止。……。

穆罕默德成為先知

在麥加，穆罕默德（全名是阿布－嘎西姆‧穆罕默德‧賓‧阿布杜拉是個為人實在且受人敬重的人物。他從小就是個孤兒，由家境並不富裕的伯父撫養長大；他來自地位穩固的哈須姆部族（Banû Hâshim），也就是統治麥加的古萊須部族的成員。在服務一名富裕的寡婦哈蒂嘉（Khadîjah）的過程中，穆罕默德展現出經商的能力。哈蒂嘉比他年長許多，穆罕默德後來娶了她，並生下四個女兒（兒子似乎還在襁褓之中就已夭折），他們的婚姻幫助穆罕默德躋身名門望族的行列。他以「阿敏」（al-Amîn）之名廣為麥加的人們所熟知，這個名字意思是「可信賴的人」。

在他三十多歲以前（應該不早於此），穆罕默德就已經全神貫注於追求真理與道德純潔的嚴謹生活。他顯然曾經耳聞人們對於人類生命的終極意義的討論，所以他獨自在城外的一座（在希拉山上的）山洞中隱居冥想；不過他並沒有讓自己與古萊須部族的儀式、習俗脫節，他始終與它們保持著緊密的關係。但是，他所追求的事物卻是它們所匱乏的。

部族首領普遍擁有他們各自的權威，被視為戰爭的指揮官，肩負維護部族地位與榮譽的責任，通常能夠分得四分之一的戰利品；而穆罕默德在某種程度上也處於類似的位置，他能夠收到五分之一的戰利品。穆罕默德將戰利品運用於各種社會用途，像是救濟窮人或安頓新來的皈信者，他在這些資源分配中握有絕對的權威。

此外，如同某些大部族的首領坐擁眾多妻妾，穆罕默德也被授與擁有大量妻室的權限，他擁有的妻室人數多達四位以上，超過他的追隨者被規定的上限。穆罕默德似乎曾經藉由他的婚姻來鞏固政治關係，所以這種特權就像那五分之一的戰利品配額一樣，在本質上是個政治問題。（在他的妻子之中，只有一位與他成婚時仍保有處女之身，就是阿伊夏〔‘Â’ishah〕，而且這樁婚事無論怎麼查證，都沒有任何的社會或政治因素。）穆罕默德的妻子們也都受到公眾們特別的尊重，這一點與她們的重要性相符。她們的生活區域被區隔開來，只能在簾幕後方接待她們的訪客（這些訪客大多數都是基於妻子們可能對穆罕默德所具備的影響力而來訪），而不是面對面與客人互動。在穆罕默德死後，她們都沒有再婚，被尊稱為所有信徒的母親。儘管她們所代表的重要政治意義促使穆罕默德必須以社會藩籬包圍她們，但他的妻子們同時也對穆罕默德本人造成許多影響，她們彼此間的爭吵更為他帶來嚴重的感情危機；他的婚姻問題所造成的併發症，不只一次在《古蘭經》裡留下痕跡。即使她們之中從來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取代哈蒂嘉的地位，穆罕默德仍舊努力在各項基礎上都毫無偏袒地對待她們，但他的最愛仍然是阿布―巴克爾的女兒阿伊夏。她在九歲的時候嫁給他，是所有妻子當中最活躍的人物；對於她，穆罕默德似乎總是順著她的心意。但事實上，儘管穆罕默德的地位特殊，他似乎仍然過著簡單、節制的生活，一點也不豪奢，大多數的時候，他都謙恭且和藹可親，常常掛著喜悅的笑容，擁有一顆赤子之心。攻擊穆罕默德，就如同攻擊伊斯蘭，因為他本身就代表了伊斯蘭。對於一些曾公開欺負和羞辱他的人，穆罕默德感到深惡痛絕，尤其當他們以充滿惡意的詩句對付他的時候。（詩歌在阿拉伯人之間特別受到尊重，它不僅被當作是裝備自己和摧毀對手士氣的主要手段，甚至被視為帶有神奇的力量。）根據固有的阿拉伯習俗，穆罕默德對於那些與他沒有協議的人，並不需要承擔任何義務，因此在巴德爾之役勝利後不久，他也鼓勵他的一些追隨者去刺殺這些毀謗者，其中某些男人和女人的死亡就和這些刺客息息相關（而且，根據這些刺客的背景，他們也不受到血仇的約束）。

真正的伊斯蘭

　　傳統上，二十世紀中葉以前，西方的伊斯蘭歷史研究無法脫離以歐洲為中心（Europe-centric）的世界史框架，特別是建構「文明歷史」層面上。哈濟生（Marshall Goodwin Simms Hadgson, April 11, 1922 －June 10, 1968）的三冊巨著《伊斯蘭文明：世界文明裡的良知與歷史》（The Venture of Islam: 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a World Civilization）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於1974年完整出版，此套鉅作出版後對西方伊斯蘭史研究產生相當大的衝擊。從書名的標題用詞即可得知，作者試圖從世界文明體系去看待伊斯蘭文明的發展與內涵，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前，這項研究可謂創舉。事實上，哈濟生撰寫此套著作的主要目的是把經過十四個世紀孕釀建構出來的伊斯蘭文明視為「人類單一文明」的一部分，即「as part of the unity of civilization」，然後進行深入探討。哈濟生在人類單一文明論的概念上，顯示了他本身對於宗教信仰的認知，即人類皆屬於同一個創造來源；所以，上帝創造人類後，人類自己建構出來的文明應該具有unity（一統性）。部分研究指出，哈濟生的人類（或伊斯蘭）文明史概念，與他的宗教信仰、學術養成的背景有極大關係，他並不因循傳統西方「東方學者」的偏頗態度。

　　哈濟生這部The Venture of Islam 試圖排除過去的歷史成見，重新建構伊斯蘭歷史，並且以世界史的研究方法去呈現穆斯林的自我意識，也就是以客觀理性的態度重新解讀伊斯蘭文明與文化，釐清西方殖民主義者所誤導的伊斯蘭史。哈濟生本身是一神信仰者，所以在他的著作裡，對於經典的訊息啟發了信仰者的現象，時時表露無遺。穆斯林社群在生活、宗教信仰方面的虔誠表現，以及伊斯蘭思想體系的建構，都深受《古蘭經》的的影響，因此哈濟生的論述常可見到主要穆斯林思想家、宗教學者理解、處理伊斯蘭的態度。對哈濟生而言，這些人是真正伊斯蘭歷史、文化的建構者，而不是那些朝代、帝國的創立者。他的破舊創新態度突破過去伊斯蘭朝代史編撰的傳統框架；藉由他的詮釋途徑，更加容易將讀者導入伊斯蘭的情境中，而去除自我的既定成見，特別是對於非穆斯林的讀者而言。哈濟生以世界史的角度看待伊斯蘭歷史，是一種必然且超然的態度與認知。事實上，在十到十三世紀之間，世界文明除了東方的中國之外，可以說是以「伊斯蘭中土」（Central Lands of Islam）為中心，更何況整個伊斯蘭文明的範圍跨越了歐、亞、非三大洲。顯然，哈濟生對伊斯蘭歷史的研究奠基於世界文明的探討，而他的最大成就在於「改變了傳統西方『東方學者』的研究途徑」，他深知西方學界無法再炮製帝國殖民主義者「自我優越」的觀念，或是延續其遺緒，新時代的學者必須以多元角度去看待歷史文明的發展；有一點更為重要，即哈濟生處理的伊斯蘭文明史使讀者（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皆然）能清楚理解伊斯蘭文明的發展，以及它與其周遭文明的相關性。從當代對於文明衝突的態度和尋求解決的方針，哈濟生無疑提供了「和平對話」的契機。

　　The Venture of Islam 這本書顯示了哈濟生對西方傳統「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檢討批判。歐洲傳統的東方學者在解讀他文明（或文化）時，往往無法就文本本身去作更廣度的詮釋，也就是說，這些學者無法就文本進行演繹，反而侷限在文本的字義，哈濟生研究的改變對早期以philology（語源學）為基礎的伊斯蘭文明研究而言，是一項重大突破。在這方面，哈濟生更意圖突破單一語言的障礙，他試圖整合不同的語言要素，如解釋穆斯林的語言中如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烏爾都文之間的關係。哈濟生相當反對「單一語源」的研究途徑，而且，他也反對傳統東方學者將歷史放在單一特殊的情境中去解說。他體認到隨著信仰的流動，文明的元素也漸趨向於多元性，從單一特殊情境的根源擴大出去。此一態度也顯示哈濟生突破了傳統東方史學家「學術為政治服務」的困境，因此，他也批判了基督教徒或西方宗教學者，指出這些學者以自我宗教文化傳統去看待其他文化的偏頗立場。

　　無疑，伊斯蘭歷史可謂是穆斯林的文明史，而伊斯蘭文明之所以為「伊斯蘭的」，主要是其核心乃是以Shari‘ah（伊斯蘭法）為基礎而發展出來的體制，Shari‘ah 的發展又與宗教學者（‘Ulama’）對於信仰、儀式生活化的推動有著莫大關係。伊斯蘭建立之後，《古蘭經》的教義幾乎深植在穆斯林社會的各個層面。穆斯林之所以為穆斯林，是因為終其一生，穆斯林信奉《古蘭經》教義、以《古蘭經》作為生活的依歸。可以說，一位伊斯蘭信仰者（穆斯林）落實其自我理念，是以Shari‘ah 為依據。毫無疑問，哈濟生整理出伊斯蘭文明發展的軌跡與模式，他深入探討研究信仰者的社會、文明結構，似乎符合他本身為Quaker 信仰者的理念―他對信仰者社群外在理想結構的主張與認同。至於內在精神層面的理念，哈濟生對於蘇非主義的論述可以反映出他心中的Quaker 清修理念，他認為蘇非主義是science（知識學門），也是compassion（憐憫），這是一門「神愛」的學問，而且伊斯蘭的道德價值觀也透過穆斯林修習蘇非主義，得以支撐延續。傳統的東方學者認為蘇非主義是伊斯蘭的分支，甚至誤解唯一獨立的教派，保守的穆斯林更視之為異端。哈濟生對於蘇非的認知如同中世紀的大思想家Imam Abu Hamid al-Ghazali（1058 CE－1111 CE），主張蘇非主義為伊斯蘭的主體，應該與「伊斯蘭法」一樣被等同看待。唯有透過伊斯蘭法與蘇非主義之間的整合，才能全然落實伊斯蘭的教義。

　　總而言之，The Venture of Islam 這部巨著是西方學界伊斯蘭研究的集大成者，其研究途徑跳脫了過去的窠臼與侷限，抱持正面、同理心的態度去理解穆斯林社群。哈濟生不僅重新界定世界文明歷史研究，他更為伊斯蘭的研究開啟了一扇大門，無可否認，他的研究途徑與觀點扭轉西方學界自1980 年代以來的研究方針，哈濟生道出「真正的伊斯蘭」(real Islam)，澄清了「伊斯蘭文明本質」。這是一部伊斯蘭文明史的經典著作，也是入門者必讀之書，它可以滿足各個領域的讀者，更是大學的教科書，從1970 年代出版後，至今仍然聲譽不墜，廣受閱讀與參考。

　　「這是一部無與倫比的著作，不只是因為作者對其主題的掌握極佳，更因為它為人們展示了歷史該怎麼寫才最為理想。」──《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

　　「這部著作本身就是一本百科全書……作者不只闡釋了大量的歷史資料，飽富思想、甚至帶有哲學性的文風。」──《非洲歷史研究國際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哈濟生避開了東方學者常犯錯誤的陷阱，而從伊斯蘭文明本身的複雜性看待之……他寫作的範圍極為廣泛，涵蓋了伊斯蘭歷史上所有偉大的時刻。」──William B. Quandt（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政治學教授，曾任北美中東研究學會理事長）
 

張人弘

　　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畢業，喜愛閱讀、翻譯，酷嗜將筆墨中絢爛輝煌的世界帶給更多的讀者，現為兼職譯者。

馬慧妍

　　生於澳門，政治大學新聞所學生，寫評論、詩、電影與劇場劇本。

羅心彤

　　政治大學研究所學生，喜歡讀書，好奇心旺盛，很多時候覺得自己是個幸運的人。

邱太乙

　　政大法律系畢，輔修哲學、中東語言文化學程。伊斯蘭文化愛好者，現從事教育工作。